铜鼓书堂词话
词话。清人查礼撰。一卷。查礼原名为礼,又名学礼,字恂叔,号俭堂,一号铁桥,顺天宛平(今属北京)人。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官至湖南巡抚。有《铜鼓书堂词》。此编收词话十五则,主要评述宋代词人的作品。查礼推许“雅正淡远”之作,反对绮腻纤秾之态,因此,他高度评价张孝祥《于湖词》,许为“声律宏迈,音节振拔,气雄而调雅,意缓而语峭”。对文天祥被元人拘缚时所作题张、许双忠庙的[沁园春]词,也极力赞扬。其中10则为南宋末年部分词人经历及词作,二则记南宋初张孝祥、陈济翁词,二则记郑燮(板桥) 和武林老僧的词各一首。查氏论词,认为词不同乎诗而后可佳,词不离乎诗而后能雅,又引沈义父 《乐府指迷》评施梅川语,许为得词家三昧。
兰丛诗话
诗话著作。清方世举撰。方世举(1675—1759)，字扶南，号息翁，安徽桐城人。乾隆初荐举博学鸿词科，不就。有《春及堂集》。方世举为方苞之弟，少从朱彝尊游，“泛览唐诗”，即作有诗话，未及成而弃去。中年在都下与翰苑诸同事“谈诗为事”，复录有《梁园诗话》，后亦亡佚。又在扬州与其侄方观承谈诗，观承录成诗话一册，未刊。《兰丛诗话》系其八十五岁时所作，凡一卷。桐城方氏，世习杜诗，方世举亦承此家法，篇中言及用韵、章句等法，大多取义于杜诗。其论诗先归于唐：“诗屡变而至唐，变止矣，格局备，音节谐，界画定，时俗准。今日学诗，惟有学唐。”再归于杜：“唐诗亦有变，今日学唐，惟当学杜，元微之断之于前，王半山言之于后，不易之论矣。”杜诗如一峰高峙，学者往往“登高自卑”，故“宜先求其次者”，“五古五律先求王、孟、韦、柳，七言歌行先求元、白、张、王”，七律则先求“白香山之疏以达，刘梦得之圜以闳，李义山之刻至，温飞卿之轻俊”等，杜甫举而众家皆各定其位。方世举虽崇杜，但其论杜诗亦偶有误，如谓杜诗七古无通韵者，即遭汪师韩《诗学纂闻》驳正。有《清诗话续编》本。
自鸣集
诗文别集。南宋章甫(约1182年前后在世)撰。六卷。甫(《贵耳集》作张甫),字冠之, 自号易足居士,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徙居真州。少从张孝祥学,豪放飘荡,不受拘覊,举秀才,与陆游、吕祖谦、韩元吉等相交游。有《孟子解义》。此集系从《永乐大典》辑出,收古今体诗凡二百余首。以酬赠之诗为多。所与酬赠者,有陆游、韩元吉、吕祖谦等,皆为当时俊杰。诗受杜甫与苏轼影响,格律虽稍近江湖一派,而骨力苍秀,亦具研练之功,自成杼轴。有《四库全书》本,《豫章丛书》本,增民国胡思敬撰校勘记一卷。
五峰集
宋代诗文别集。5卷。胡宏撰。《直斋书录解题》卷18载此集5卷,又称有“别本不分卷”。清代修《四库全书》辑入1种5卷本。卷1为诗106首,卷2为书78篇,卷3为记、序、行状、墓表、墓志铭、哀词、题跋、札子、祭文、上梁文、论史等杂文44篇,卷4为《皇王大纪论》80余条,卷5为《易外传》、《语指南》、《释孟疑》3种经义之作。卷端载其门人张栻序。据张序说,此5卷本乃作者季子胡大时编集,“先生非有意于为文者也。其一时咏歌之所发,盖所以纾写其性情。”而其他述作“又皆所以明道义而参异同,非若世之为文者徒从事于言语之间而已。”《四库全书总目》则称他“能萧然自远,蝉蜕于权利之外,其书词婉而意严。”除5卷本外,北京图书馆尚藏有清抄3卷本。
峤雅
诗文别集。上、下两卷。明邝露撰。邝集初刊于明思宗崇祯(1628—1644)间,分体编辑,从乐府始,依次为五古、七古、五排、五律、七律,独缺五、七言绝句,可见并非完本。集前有阮大铖序,正文乃邝露亲自手书开雕,极精美。入清后,有雪海堂精刊本。此编补入许多作者晚期作品。清高宗乾隆(1736—1795)初年,邝氏族人邝天辅重镌此书,误将部分书页倒置,成为有严重缺陷之本。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邝氏裔孙邝廷瑶重刊此编。并加笺注,如张维屏所言,“题有根据,必考其由来;诗有运用,必为征所自出”(张序),十分详尽,并改正了邝天辅本的错谬,分为十二卷,前十一卷为诗,第十二卷为文。鉴于明末清初粤中有两部《峤雅》,一为邝氏诗文集,一为区怀瑞所辑粤人诗,为避免相犯,廷瑶将此编更名为《雪海堂集》,刊行时名为《海雪集笺》,绮错堂藏板,有咸丰(1851—1861)间刻本。
北磵集
诗文集。南宋释居简撰。10卷。一本20卷。居简字敬叟，原潼川王氏子，嘉熙中住净慈光孝寺。因久寓北，故以名集。其集原诗、文各为一编单行，文10卷，诗9集。文集原附嘉定十年(1217)张自明序。二集宋刊本曾存于日本，尚完帙，文集后题“崔尚书宅刊梓”。日本又存宋刊《北磵外集》，不分卷，载有关赞颂题跋等，末附僧大观撰行述。此外，日本有五山刊本，合文集、诗集、外集为20卷，系据崔尚书宅本翻刻。国内涵芬楼曾藏宋刊残本，阙九、十两卷。《四库全书》据旧抄本著录，仅文集10卷。居简诗文清新俊拔，张序称其文与唐圭峰禅诗相伯仲，诗则在参寥、觉范之上。又精于鉴别，集中书画碑版题跋多中肯之语，其中《湖隐方圆叟舍利塔铭》，注明方圆叟即世所谓“济颠”者，尤可资考证。
长安志图
西安历史地志。元李好文编撰。 好文,字惟 中,东明(今山东东明)人,至正二年(1342)任陕西行台治 侍御史。在长安,因有感于千余年来长安城的沧桑巨变, 撰成是书。书原名《长安图记》,后人以与宋敏求《长安志》 合刊,改名《长安志图》,共三卷。卷上叙汉唐长安与宋金 京兆城及元奉元路城;卷中叙古迹陵墓;卷下叙关中泾渠 及灌溉事宜等。全书有汉三辅图、汉故长安城图、唐禁苑 图、唐大明宫图、唐宫城图、唐城市制度图、城南名胜古迹 图、唐骊山宫图、咸阳古迹图、奉元州县图、奉元城图、唐太 宗昭陵图、唐肃宗建陵图、唐高宗乾陵图、泾渠总图等22 幅,并配有文字说明,所谓“有图有说”,好读而易懂,深得 后人赞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总为图二十有 二,其中泾渠图说详备明晰,尤有裨于民事,非但考古迹资 博闻也。”此书现有明嘉靖十年刻本、清乾隆四十九年毕沅 灵岩山馆校刊本、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 本等。
海塘录
水利志。清翟均廉撰。二十六卷，首二卷。均廉字春沚，仁和(今浙江杭州)人。乾隆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学识渊博，长于地理。著有《周易章句证异》等。由于康熙、雍正、乾隆皇帝颇重视农田水利建设，屡诏谕沿海地方官修筑海塘，作者因此而撰此书，约成于乾隆四十年(1775)，正文记事却止于乾隆二十九年。二十八万余字。卷首收录诏谕及御制诗文碑刻正文分图说、疆域、建筑、名胜、古迹、祠祀、 奏议、艺文、杂志等九门。其中名胜、古迹、祠祀各占二卷，共载庙山、太湖山、凤凰山、月、赭山、六和塔、镇海塔、灵石、 潮王庙、石湖、长安坝等数以百计，可供开发海宁、杭州一带旅游事业参考。艺文志占八卷，记名人著述甚多。杂志专收论述潮汐成因及其历代危害沿海居民史事，颇有参考价值。卷一至卷三载有海塘、江塘、引河、土备塘、柴塘等十一图和有关修筑海堤施工采用的大石塘底桩式、十八层砌式、土戗、条石坦水、草盘头、切沙、尖山石坝、木杠、竹络等图样，并附详尽图说，颇有参考价值。征引正史纪志、《玉海》、《临安志》、《四朝闻见录》、《明实录》诸书，订误唐开元间旧志所载海塘长度。引《泊宅编》载宋制有铁符镇海事，不见其他史志。辑录侧重海宁、杭州，未及海塘全局，间有失误，尚有与海塘无关的文献。却仍不失为海塘工程史上重要著作。书成后不曾刊行，乾隆四十六年收入《四库全书》时，略有增补，并冠提要一篇，有民国二十三年(1934)影印本， 《四库全书》本。
四书释地
一卷。四书释地续一卷。四书释地又续二卷。四书释地三续二卷。总称《四书释地》。清阎若璩撰。阎若璩事详《古文尚书疏证》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疏于地理人物考据，亦间有训释经义不当之处，阎氏遂作此书以补其缺、正其失。初作《四书释地》一卷，共五十七条;又作《四书释地续》十七卷，释地兼及人物，共八十条;又作《四书释地又续》二卷，因地理人名而及训诂典制，共一百六十二条;又解释经义得一百二十二条，称《四书释地三续》，计三卷。四书合为一书，总称《四书释地》。全书计释地一百五十五条，人物六十三条，训诂典制二百零三条，专疏名物考据;至于义理，则宗归朱熹，未有异议。阎氏精于考证，言必有据，旁参互证，融会贯通。补其缺失者，有樊廷枚《四书释地补》四卷，宋翔风《四书释地辨证》二卷。有学海堂刊本传世，收入《清经解》，此外还有《通志堂经解》本。
管子余义
《管子余义》是章太炎《管子》考释札记的选编。他吸收前辈学者的成果,或证成前人观点,或作新的发明。在训诂方法上秉承乾嘉传统,又有自己的特色。还对《管子》的句读校勘、篇章文法以及章句义理有所探讨。但它在训释方面也有不少疏误,求诸过深、穿凿附会之处亦不必讳言。
中国之武士道
《中国之武士道》是梁启超为补足国民精神教育,实现中华复兴而撰写的尚武精神著作,在新时代发展中也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等研究方法,首先对尚武精神提出的必要性进行分析,然后对《中国之武士道》中尚武精神的意识冲突进行修改,实现尚武精神与新时代爱国主义有效结合.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之武士道》尚武精神作为近代救亡图存的呐喊,要求国民积极地为国家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展现出急迫,激进的爱国主义情感.但《中国之武士道》尚武精神内涵的\"生死观\"与新时代和谐发展观产生冲突.新时代尚武精神应彰显积极进取,自强不息,仗义任侠的爱国主义色彩,始终围绕国家和人民利益,并在塑造国民人格和促进国家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梅花草堂笔谈
笔记。明张大复著。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著录附《二谈》六卷，应为另一著作《闻雁斋笔谈》六卷之误。阿英跋语已有辨剖。此书多记明中叶以来作者家乡苏州一带的遗闻琐事、风土人情和个人经历。据《江南通志》文苑传，乃其丧明以后追忆而作。提要谓为“辞意纤佻，无关考证”。以文笔论，如“胜池名园，满幕如锦，故不如空庭袅娜”(卷七“蔷薇”)，“山桂盛开，明月如昼，天香飘忽，花影凌乱，与元初辈小饮山房”(卷八“中秋”)，俱晚明小品之境。其记吴中戏曲之盛，颇多可采，如卷一二“昆腔”条云魏良辅“居太仓之南关，能谐声律，转音若丝。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之属，争师事之维肖。”云梁辰鱼“起而效之，考订元剧，自翻新调，作《江东白苧》、《浣纱》诸曲。”均为研究昆曲盛衰之可贵资料。此书有关剧曲的评述，为曲家所重视，曾辑为《梅花草堂曲谈》出版。此外尚有诗文绘画、小说故事的记叙，生动可读。有明崇祯间刻清顺治间修补本。近代有上海杂志公司排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谢国桢瓜蒂庵藏本影印行世。
御定小学集注
六卷。宋朱熹撰,明陈选注。陈选字士贤,临海人。天顺六年 (1340)进士。官至广东布政使。追赠光禄寺卿,谥恭愍。是书成于淳熙十四年(1187)。凡内篇四:曰《立教》、曰《明伦》、曰 《敬身》、曰 《稽古》; 外篇二: 曰《嘉言》、曰《善行》。书中叙古《蒙求》亦太多,兼难读,非启蒙之具。认为《古乐府》及杜甫《诗》可取;又有乙巳与子澄书,称《小学》见比修改,共定著六篇。淳熙十二年始改定义例,又越二年乃成。
文章精义
宋·李涂撰。一卷。恐非足本。涂字耆卿，生卒居里不祥，事迹亦无可考。此书乃李涂门人于钦 (1284—1333) 聆听李涂“论古今文章”时所记笔记。刊于元文宗至顺三年。其论文多本《六经》，鲜及声律章句。而于工拙繁简之间，源流得失之辨，俱有鉴裁。又能打破南宋人门户之见，故持论比较平实。其论文以“气”为主，认为“《论语》气平，《孟子》气弱，《庄子》气乐，《楚辞》气悲，《史记》气勇。在写作技巧上，主张行文通达自然，反对文理不通的“怪句”，强调指出“学文切不可学人言语”，“学文切不可学怪句”，反对“务要崎岖奥辞不足以达意者”。提倡陶诗韩文能“自理趣中流出”，而“浑然天成，无斧凿痕”的作风，否定片面追求“炼句锻字，镂刻工巧”的形式主义作风。尖锐批评为文有先入之见，认为“私意偏见，不尽以包天下之道，以及主意有所不通，则又勉强迁就，求以自伸，若是者，皆时文之陋习也，不可不戒。”所见甚为精确，于写作颇具参考价值。有影印《四库全书》 本，《文学津梁》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
注解正蒙
二卷。清李光地(1643－1718)撰。李光地字晋卿，福建安溪人。康熙进士，累官直隶巡抚，文渊阁大学士。着有《周易观彖》，已着录。《正蒙》宋张载着，九卷。取《易》“蒙以养正”之文，故称《正蒙》。其书本无篇次，载门人苏昺等分为《大和》、《参两》、《天道》、《神化》等十七篇。张载提出“虚空即气”的观点，认为宇宙万象，皆由气成，在我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是书载以精思而成，故义博词奥，虽注本颇多，然多不得其要，加之章句又繁，不免偶有出入，或与程朱之说相矛盾，注者亦莫知所从，不敢置议。光地《注解》疏通证明，多阐述张子未发之意；又于先儒互异之处加注。如“太极之说”与“周子太极不同”。地有升降一条，黄瑞节以为执四游旧说。又如《六经》之中释孟子之过化为不滞于物。释《中庸》之敦化为体厚用神。释《易》继善为不已其善。释《论语》上智下愚为习成。释《中庸》仁者为生安，智者为利。释《论语》空空无知为无思无为。释《易蒙》以养正为养蒙以正。释《论语》先进后进为急行缓行。洋洋盈耳为乐失其次。与朋友其敝之而无憾句，以其字属下。释好勇疾贫章二乱字迷缪。释易险阻为圣德之高坚。释《论语》素绚后素二“素”字异义。释礼禘祫之义用《注疏》旧说，殇祭之义又改易旧说。皆一一别白是非，使读者明白不疑。自明以来诸家注释之中可谓善本。主要有明刘基《正蒙会稿》四卷本，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宏道书院刊续编本，咸丰八年(1858)刊《惜阴轩丛书》本。明刊本。清道光九年(1829)李维迪刊《榕村全书》本。清乾隆三十年《四库全书》抄本。
仪礼集释
南宋李如圭集郑注贾疏,于《仪礼》多有发明的著作。30卷。宋自熙宁 (1068—1077年) 以来,罢废《仪礼》,学者多不传。乾道(1165—1173年)年间,有张淳订其讹; 淳熙 (1174—1189年) 中李如圭复为之集释。李氏生南宋,曾与朱熹核定礼书,尚见古本。乃全录郑玄注,旁证博引,发郑注贾疏所未备,次第一如《仪礼》。又考论宫室之制,作《释宫》; 分别章句之旨,则有《纲目》。全书原17篇,首尾完具者15篇。《四库全书》以其文稍繁,分秩得30卷。其《乡射》、《大射》两篇,如圭释文已佚,乃参取惠栋、沈大成二家所校宋本,证以唐石经本,于经文多有改定,《仪礼》始得完备。其《释宫》则别为一书,《纲目》 已佚。有墨海金壶本、经苑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
日讲春秋解义
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白话管子
《管子》是先秦时期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博大，大约成书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代至秦汉时期，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管子》一书的思想，是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管子》 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管仲之作的集结。即以此为稷下之学的管子学派。《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子部道家类 ，《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类。《四库全书》将其列入子部法家类。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管子》 ，道家之言也。据中国日本学者统计《管子》 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前475～前221）至秦汉时期，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诗经注本。二十一卷,《诗序》一卷。清王鸿绪等奉敕编。始于康熙末年,成于雍正五年(1727)。编者在序言中提出:“《集传》一书,参考众说,探求古始,独得精意。”实际上代表了康熙王朝官方的评价。此书的编辑,“皆以朱子之说为宗”,将《诗集传》有关诗旨大义、章句训诂以及所标赋、比、兴作法,分别录入各篇各章之首,而对《毛传》、《郑笺》、《孔疏》和其他诸家之说有可取者,皆列于“集说”或“附录”之中。是书之出,可谓朱熹《诗集传》登峰造极的最后一瞬。迨至乾隆二十年(1755),敕编《诗义折中》,“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虽云“折中”,实则存心提倡汉学,《集传》一派,从此而日见式微。本书特色之一是内容简明醒目。编者总论,介绍篇义章旨,言简意赅,条理清楚,颇便初学。本书案语,着重推崇《集传》,树朱学的权威。《邶风·静女》、《桧风·羔裘》诸篇,也曾对朱说提出质疑,不过措辞比较委婉。本书采录自汉迄明有关《诗经》的论述凡二百六十家,其中汉至唐代(包括五代)五十五家(汉以前唯引荀况一家),宋代九十四家,元代二十三家,明代八十七家,所引宋、元、明三朝超过二百家以上,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宋代的诗学革新,在朱熹之前,较著者有欧阳修、郑樵、王质诸家,朱熹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本书收录欧、郑、王的论述较多。朱熹以后,南宋后期的辅广、蔡沈、王柏,元代的许谦、刘瑾、梁益、朱公迁,明代的朱善、胡广等,相继羽翼并发明朱熹的学说,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可以视作《集传》的笺疏。本书大量收录上述诸家的论述,穷源溯流,源流俱备,可谓集朱学之大成。将原来散出各处的资料汇为一编,对于研究诗经学史上的“宋学”,非常有用。《诗经传说汇纂》有《四库全书》本、清同治七年(1868)马新贻刻本、1968年台湾维新书局影印本。
五经蠡测
六卷。明蒋悌生(生卒年月不详)撰。悌生字仁叔，福宁州(今福建霞浦)人，洪武初举明经，任本州训导。此书乃作者为避元末战乱，潜遁蓝田深谷中修研经籍，时有所得，辄笔录而成。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书名为五经而实只四经，是因此书在蒋悌生时并未定稿传世，直到明嘉靖十七年，浮梁闵文振纂修州志，始得书稿于其后人，序而刻之，其时原稿已残缺不全，《礼记》部分已全佚。今所见传本中说经之文或大写或夹注，有些只有经文或章句之目而无训释，体例散乱，正说明此书为草稿而非定稿。悌生解经虽以宋人为主，却并不墨守宋学，对前人成说多所订正，又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尤为后人所称道，认为他名虽不及熊朋来，书则实在朋来上。但由于书稿成于穷山，所见书籍有限，考据引证非其所长，成为该书主要缺陷。取名“蠡测”，含义也正在于此。今存有明嘉靖十七年蒋世滋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