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邠庐抗议
冯桂芬撰。冯氏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在地方办团练对抗太平军,入李鸿章幕,为镇压太平军出谋划策。注重经世之学,注意研究和学习西方文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理论,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同时又被资产阶级改良派奉为先导。《校邠庐抗议》是冯桂芬思想的代表作,写成于1861年,共40篇。主要体现了作者要求改革中国内政和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思想主张。作者认为中国要自强,就必须变法,改变“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的现状,而做到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相通,名实相符。主张改革漕运,减税均赋,开垦西北,兴修水利。在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上,冯桂芬上承林则徐、魏源的思想,提出了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先进主张。面对外患与“内乱”,他认为“夷务第一,剿贼次之”,把民族利益摆在地主阶级利益之上。他还承认中国“四不如夷”,主张“博采西学”、“制洋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造工艺,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学,以期达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理想。除本书外,作者还著有《显志堂集》及《说文解字段注考证》。
六字课斋卑议
夫民为邦本，本固则邦无危象；食为民天，天足则民无离志；自古及今，未有十室九空而不酿乱、家给人乐而不成治者也。是以百姓不足，动有若之嗟；训农通商，致卫朝之富。欧洲诸国，深明斯理，故极力求富，而藏之于民。
班马字类
五卷。宋娄机(1133—1211)撰。娄机字彦发，嘉兴 (今属浙江) 人。书成于淳熙八年(1181)，时人楼钥、洪迈先后为之作序。娄机采录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的古字僻字，按平上去入四声分韵编次而成，共收一千八百多字。每字之下，考证训诂，辨析字音，于假借通用之字罗列颇详。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李曾伯又增补一千二百三十九字，附于各部之后，作为“补遗”。其中错误不少，不可尽信。宋人袁文《瓮牖闲评》指出引《史记·礼书》的“不禀京师” 的 “禀”， 应从 “示”作 “示”， 不当从 “禾”;《汉书·西域传》“须诸国禀食”的“禀”，应从“禾”作“稟”，不当从“示”：二书交误。至于任意删节原文、颠倒文字之类错误也屡屡出现。然而《四库提要》亦指出：“古今世异，往往训诂难通，有是一编，区分类聚，虽间有出入，因不失为考古之津梁也。”此书有《涉闻梓旧》的复刻元本，海昌蒋氏《别下斋丛书》本，二者均附李曾伯补遗;还有《后知不足斋丛书》本，泽存堂刊本，二者均无李曾伯补遗。
刍言
三卷,南宋崔敦礼撰。崔敦礼好读书,经史百家无不通览,结合平生阅历世务,偶有心得,笔录成书。自序云“言语简朴,不知缘饰,其刍荛之愚乎”,因名其书曰《刍言》。全书共分三卷,上卷言政,中卷言行,下卷言学,共三百零五篇。所录多为治国经邦之道、前贤往行之事、学仁施义之语。
便宜十六策
一卷。旧题汉诸葛亮撰。考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亮之著述详列于传后，无是书之名。故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疑附托者所为，甚为有据。《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此书名作《武侯十六策》，引晁氏之言曰十六策者，一治国，二君臣，三视听，四纳言，五察疑，六治民，七举措，八考黜，九治军，十赏罚，十一喜怒，十二治乱，十三教令，十四斩断，十五思虑，十六阴察。此书内容于此见其大略。惟晁氏称六曰治民，今本作治人;十二曰治乱，今本作治政;十六曰阴察，今本作阴诫，小有异同。清人张澍把此书辑入 《诸葛忠武侯文集》，一卷16篇。
宋景文笔记
又作《宋景文公笔记》、《笔记》。三卷，北宋宋祁撰。宋祁博学多才，遍读经史百家之书，所见所闻，遇有心得，即加以笔录，日积月累，完成此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曰《释俗》，记载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包括官员服饰、写书用纸、俚语音乐及遗闻轶事等。中卷曰《考订》(《丛书集成初编》本作《考古》)，考订名物音训，也涉及文章史事。下卷曰《杂说》，分《庭戒诸儿》、《治戒》、《左志》、《右铭》几个部分。主要论述有关治国之道、君臣关系、为人处世原则等，是为教子而作的。书中颇多精详之论，其中，如论汉高祖吕后一条，后来为苏洵撰写《高祖论》所采纳。又如萧该《汉书音义》早已亡失，也赖此书存其略。今传有《四库全书》本、《百川学海》本、《学津讨原》本、《湖北先正遗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古今刀剑录
兵器史书。旧题梁陶弘景撰。弘景， 字通明，丹阳秣陵 (今江苏南京) 人。曾官齐奉朝请， 后辞官归隐句曲。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和医学家。是书一卷，所计共七十四事，皆刀剑之属， 其中记帝王刀剑自夏启至梁武帝四十事， 诸国刀剑自刘渊至赫连勃勃凡十八事， 吴将刀自周瑜以下十事，魏将刀自钟会以下六事。所记内容，证以唐李绰《尚书故实》 为据， 虽文字小有异同， 而大旨则无不合。但今所传， 内容多有考证不周者，亦有舛误、失真之处， 如将蜀将误入吴将中， 董卓、袁绍编入魏将中等， 故《四库全书总目》疑有后人窜作。但可借以考查古代兵器。今存 《汉魏丛书》本、《百川学海》本、《群芳清玩》本、《龙威祕书》本、《说郛》本。
申鉴
东汉末荀悦著。共5卷：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下。通行版本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清卢文绍作《申鉴校正》。主张儒术治国，强调“重民”，“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杂言上》)。主张“德刑并用”(《时事》)，“教初必简，刑始必略，事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虚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虚教伤化，峻刑害民”(同上)。强调“以道德治民者”(《政体》)是渡水之舟，“乘舟者逸而安”(同上)。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禁之至於不禁……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於众，行诈於官而矜实於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政体》)。认为“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杂言下》)。认为“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孙子曰‘性无善恶’，掦雄曰‘人之性善恶浑’”都不合理，肯定刘向“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之说。强调性与情是相统一的，“好恶者，性之取舍也，实见于外，故谓之情尔，必本乎性矣”(同上)，“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同上)。反对“性善情恶”等割裂性情的错误说法。
春秋辑传
十三卷。宗旨一卷。春秋凡例二卷。明王樵撰。《春秋辑传》以朱熹之说为宗，并博采诸家，附以己意论断。《宗旨》凡三篇，皆举诸儒论《春秋》精要之语而录之。后有附论一篇，乃王氏论三传本末。评三传优劣之语。王氏认为，今本《左传》作者非左丘明，“盖左氏广积诸国之史的释《春秋》。传成之后，盖其家子弟及门人见嘉谋事迹多不入传，或有虽入传而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而成此书耳。”王氏指出，“所谓丘明以授鲁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虞卿，卿传荀况，况传张苍、苍传贾谊，此乃近世之儒欲尊崇《左氏》，妄为此说。”《凡例》专论《春秋》之例，有即位、告月视朔、郊庙雩社、婚姻、崩薨卒葬、朝聘如、会盟、兵事、盟会侵伐通例、公行书至、搜狩、税赋、兴作、改革、灾异、弑杀奔执叛逃、归复归入纳、姓氏名字爵命等、日月、阙文阙疑，计二十例。现存万历四十七年刻本，《四库》系商丘宋氏抄本。
日讲书经解义
十三卷。清圣祖康熙御定，大学士库勒纳(详见《日讲易经解义》)等奉敕撰。此书原为库勒纳等侍讲《尚书》之讲义，康熙十九年(1680)奉诏以旧稿编次而成。《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大旨在敷陈政典，以昭驭宰之纲维；阐发心源，以端慎修之根本，而名物训诂，不复琐琐求详。”此书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条陈《尚书》为政大法，以明治国之纲纪；二是揭示《尚书》修身养性之道，以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其说解《尚书》，重视所谓“大者远者”，与寻常儒生寻章摘句、于名物训诂作烦琐求证者，旨趣不同。此书有康熙中内府刊本。
明本释
一名《明本》。南宋理学普及读物。刘荀撰。3卷。刘荀以为事物莫不有本，学者进德修业，必先明本，循序而进，然后德业可成。然初学者往往事于末而昧乎本，因撰是书。举关于大体、切于实用者凡33条，各著明其本。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修身治学，如“寡欲者，养心之本”，“求实用者，穷经之本”;二、待人处事，如“不求备者，待人之本”、“达人情、去利心者，行事之本”;三、治国为政，如“正君心者，治国之本”、“审势者，安天下之本”、“宽而有制者，御众之本”。贯穿了儒家推己及人，由修身至于平天下的思想。全书以“明四端、察五典者，穷理之本”、“穷理者，进学之本”为先，最后又以“中”为“道之大本”、“天下之大本”作归结，体现了理学格物穷理、理一分殊的特点。因此书系为初学者而作，故作者采取了“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撰述方针，诠释务求其详。每条之下，大量罗列四书五经和宋代诸儒的有关论述，尤多程颐及程门弟子之言，间或参以己意。宋代理学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大致已包举在内，可视作一本简明翔实的理学基础读物。《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武英殿聚珍版书》、《畿辅丛书》、《清芬堂丛书》、《复性书院丛刊》等皆收录。通行有《丛书集成初编》本。
御定孝经注
福临御定，蒋赫德纂注。1卷。顺治十三年(1653)成书，有《四库全书》本行世。清世祖福临以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帝王全面接受汉文化熏陶，深悉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之重要，决心以孝治天下。该书之出版、颁行，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治国思想。书前《御制孝经序》阐述孝对国家、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作者说：“朕惟孝者首百行，而为五伦之本，天地所以成化，圣人所以立教，通之乎万世而无斁，放之于四海而皆准。至矣哉，诚无以加矣!”但就是这样一个十分严肃、十分重要的问题，却与人人息息相通，“其渊源实本于因心，溯厥初生咸知孺恭，虽在颛蒙即备天良”。因此，“位于尊卑，人无贤愚，皆可以与知而与能”。是人生固有的本性。它是在身体力行中实现，“非语言之间所得而尽也”。虽然孝植根于人心，但“觉世之功必赖夫圣人之训”。只有在圣贤启迪之下，孝方能成为自觉之行动。孔子之《孝经》便是因此而作。作者又说，自己在治理国事之余，曾再三研读，认为《孝经》一书，“其言近而旨远，理约而该博”，可为立身行道、移风易俗所遵循，“诚万世不刊之懿矩，百圣不易之格言”。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可一日阙者”。但自汉朝以来，为该书诠释作注者日渐增多，却往往不得要领，良莠俱存，于孔子作经之本意，均有未当。有鉴于此，乃纂辑此书，“集古今之注更互考订，其得中而窾綮者采辑之，其妄逞而臆说者删除之”。同时于“流览之余，时获一是或足以补未发之蕴者，辄为增入，聊备参观”。以达到“发矇启锢，四方亿兆咸知效法，而允迪共底于大顺之休焉”的目的。通观全书作者之目的达到了。该书共18章，约1万余字，每章之下均以一句话点明主旨。正文则以简洁之词注释析义，清晰明确，甚便阅览。《四库全书》提要称该书“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古门户之争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这是对该书特点的恰当评论。
大学辨业
清初李塨著。四卷。阐述和辨析《大学》旨义，发挥其师颜元的学术思想。为颜李学派重要哲学伦理学著作。书中认为《大学》所谓“格物致知”即以六德、六行、六艺为基本内容，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为道德教育、道德修养的实功，批评宋儒脱离事功以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以存心养性为诚意、正心、修身，是“佛氏之空幻”。在知行关系上，主张把知和行区别开来。“学与行虽是一事，而实两事也”。“格物致知，学也，知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也”。但主张知先于行。“以力行为格物，是行先于知矣，倒矣，”违背了颜元在道德教育上主张的学不离行的主张。重视躬行践履在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非学无以诚正修齐治平”，而“学问思辨之后又须笃行。”在人性论方面，坚持性善论，认为人心“动而善者，意之自然也;动而恶者，后起之引弊习染也”。提出人性存在于人的日用伦常的现实生活中，体现在人的实事实物的事功之中。“善本于性，而性即见于事物”。本书作者因不满朱熹对《大学》的增补删改，故在第二卷中特修订《大学》原文一篇。此书光绪初由王灏收入《颜李遗书》。1923年收入四存学会所编《颜李丛书》。
大学衍义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政治哲学著作。 共四十三卷。全书以“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 本”、“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 “齐家之要”为纲目;目中又有细目,“每条之中,首之以 圣贤典训,次之以古今之迹、诸儒之释经论史,有所发明者录之”。是对《大学》思想的发挥,故名“衍义”。此书以四书中的《大学》为本,推衍其义,故名。当时宋理宗荒于国政,奸佞用事。作者借《大学》之义,援引儒家典籍和史事,并附己说,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以倡明君主为治之理。全书首刊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次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大纲。
大学衍义补
《大学衍义补》是一部论述封建统治政术的重要著作,丘浚著。明邱濬著。一百六十卷。南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刊行后,邱氏认为真书重在阐发修身、齐家、格物、正心之理,而对治国平天下没有涉及,故广采经、史、子、集诸书中的治平事迹,引申推衍,编为十二目,以补充真书。除此,作者也有供朝廷资治,矫正时弊之意。因为是补《大学衍义》之作,所以将书名定为《大学衍义补》。本书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呈,奉行刊刻。万历三十三年(1605)神宗重刻本书.
傅子
政论著作。晋傅玄撰。1卷。《晋书》记载,《傅子》有内外中篇、四部六录140篇,数十万言。至宋已亡佚117篇,仅有23篇。清人严可均从有关典籍中辑录部分傅玄文, 并将 《傅子》扩为2卷; 后严民又从诸典籍中辑录傅文数百条, 编成 《傅子补遗》2卷, 与前2卷并行於世。《傅子》历来受到学者和政界的重视。内容可见富经济、经纶政体、存重儒教之梗概。提倡正心、去私,以息欲、明制为经国立功之道,以赏罚为治国二柄,宣扬无欲与知足。阐述以异正同,因物制宜,相害而能尽用。严可均有辑本4卷,刻《全晋文》内。
江式近思录集注
清江永撰。共十四卷，六百二十二条。记录了朱熹“义理根源，圣学体用”之说，并对朱熹及其门人的日常讲论作了考证。在注解过程中或解释分析文意，或阐发其中奥理，或辨别其中异同，或指明其中瑕疵。各卷以朱熹所定篇名为准，第一卷《道体》篇;第二卷《为学大要》篇;第三卷《格物穷理》篇;第四卷《存养》篇;第五卷《改过迁善、克己复礼》篇;第六卷《齐家之说》篇;第七卷《出处进退辞受之意》篇;第八卷《治国平天下之道》篇;第九卷《制度》篇;第十卷《处事之方》篇;第十一卷《教学之道》篇;第十二卷《改过及人心疵病》篇;第十三卷《异端之学》篇;第十四卷《圣贤气象》篇。广征博引，体例别具一格，与其他空谈尊朱的学者不同，所引证据较为真实可靠。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刘子
亦称《刘子新论》、《新论》等。初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著录并题为刘勰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北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但《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提要》等多认为是刘昼所撰。十卷五十五篇。“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评论儒家，说他们“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厚葬文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教其道。然而薄者流广文繁，难可穷究也”(《九流》)。以为九流之中，儒与道是最重要的两派。提倡诵读儒家经书，说“不游六艺，不知智之源”(《崇学》)。主张遵循儒家礼教和道德规范，提出治世之人“宜以礼教为先”(《九流》)，说“忠孝仁义，德之顺也;悖傲无礼，德之逆也”(《思顺》)，指出统治者必须“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休民力”(《爱民》)，欲以儒家学说弥补道家思想之不足。有《文津阁》本等。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子集校》。
太平两同书
太平两同书，原不题撰人。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一四之说，应为唐末学者罗隐所作。原书二卷，收入《正统道藏》太平部。另有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书分十篇：〈贵贱〉、〈强弱〉、〈损益〉、〈敬慢〉、〈厚薄〉、〈理乱〉、〈得失〉、〈真伪〉、〈同异〉、〈爱憎〉。宗老子、孔子之说，论述以上十对矛盾之相对统一关系，以明治国治身之道。认为贵贱、强弱等皆相反相成，可向对方转化。若能掌握其转化之机，用以立德养生，御下任臣，察人断事，始可为有道之君，臻太平之治。又认为儒道二家其旨同归，故名「两同」。是为唐末五代较为重要之哲学思想资料。
道德真经义解
四卷。宋息斋道人 (生卒年不详)撰。息斋道人,即李嘉谋,宋人研究《道德经》者,关于道德分体与否多有争议。息斋道人坚持道德分见的看法,所以他撰 《道德真经义解》将 《老子》分为 《道经》、《德经》上下卷共八十一章。他认为《道德经》微妙玄通,深不可测,天地有尽,此道无穷;并对该书分章作解,每章统论大义,顺文衍义,以求道、治国、修身之说释解《老子》。后世学者对于此书的作者众说不一。除有学者认为是李嘉谋所作外,也有人认为是李荣之作。但一般认为是息斋道人李嘉谋所作,而李荣作此书之说似传抄之误。此书释义有反证之言,较为可贵;注释明畅,是读王弼注本的重要参考读本; 对于研究《老子》其他注本,亦有可鉴之处。现存明《道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