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渚纪闻
宋代笔记。10卷。何薳著。此书前5卷为“杂记”，卷6为“东坡事实”，卷7为“诗词事略”，卷8为“杂书琴事(墨说附)”，卷9为“记砚”，卷10为“记丹药”。“杂记”中多引仙鬼报应，兼及谈谐琐事，或资谈助，而可取者不多。后代著录题跋或称其书荒诞不检，品格甚低，有失儒家规范等等，大多指这部分而言。由于何薳之父何去非曾得苏轼赏识荐举，故作者为苏轼专列1卷，收载关于苏轼的佚事杂说，为研究苏轼及同时代的诗人，提供了正史中所无的资料。如“文章快意”条记苏轼之语：“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常为后代诗话所引用。“诗词事略”1卷，或纪本事，或品佳句，是诗话的补充材料。其余关于琴、曲、墨、砚的杂考评述，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书最早的版本，是明陈继儒所刻《宝颜堂秘籍》5卷本，后毛晋所刻《津逮秘籍》本方为10卷本。此外还有《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夏敬观所校涵芬楼《宋元人说部书》本。中华书局将此书收入“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于1983年出版张明华点校本，书后附有各家著录和题跋资料。
菌谱
一卷。宋陈仁玉撰。陈仁玉，字碧栖，台州仙居 (今浙江仙居县)人。生卒年不详。仁玉进士及第，开庆年间曾任礼部郎中，浙东提刑，入直敷文阁。其著作有 《菌谱》。是书前有淳祐乙巳 (1245)秋九月自序一篇。正文备述台州所产菌类之名品，凡记合蕈、稠膏蕈、栗壳蕈、松蕈、竹蕈、麦蕈、玉蕈、黄蕈、紫蕈、四季蕈、鹅膏蕈等十一种，分别详述所生之地、采集之时、形状、色味。末附解毒之法。此书记载菌类虽有遗漏，但宋以前记载菌类之书尚少，陈景沂《全芳备祖》仅载两条。其解毒之法，与张华《博物志》、陶宏景《本草注》所记之法不同，可以互相参证，对医疗有益。现存 《百川学海》 本、明汪氏刊本、《墨海金壶》本、《珠丛别录》 本、钞本、守山阁本、《四库全书》本。
读书分年日程
元程端礼撰。凡三卷，《纲领》一卷。程氏有感于时人教育子弟读书时不懂方法、不讲程序、不得要领而编撰。《纲领》一卷提纲挈领地标出为人、修身、读书治学、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正文三卷，前二卷有“读书工程”之称，从8岁入学前开始，依次叙述读书学习的步骤、程序，每个阶段应阅读的书目及具体教授方法、学习要求，对批点经书的方法，也做了详尽明了的介绍。后“国子监以示郡邑校官，为学者式”(《元史·程端礼传》)。并列举了大量他所推荐的参考阅读书目和导读要点。实际上，该“读书工程”是当时在学士子的课程表，犹似今日的教学计划。第三卷收录王柏《正始之音》、朱熹《学校贡举私议》、《调息箴》及程氏自撰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其中《正始之音》是王柏在贾昌朝《群经音辨》、郑樵《六书略》等小学著作基础上钞编而成的关于声韵和六书的著作。程氏的老师史蒙卿曾把朱熹的读书方法概括为“读书六法”，即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系用力。程氏《读书分年日程》以此为宗旨。王重民认为，程氏《工程》“在与课程进度表相适应的各门功课的参考阅读书目单之外，还有更广泛的总书目。这种更广泛的总书目，就是清代龙启瑞的《经籍举要》、张之洞《书目答问》的先声了”(《中国目录学史》第3章第7节)。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本及《丛书集成》本等。
诗经通论
十八卷。姚际恒撰。是书成书于康熙年间汉、宋学斗争之时，它不受传统传疏束缚，认为《诗序》无论大序、小序皆东汉人卫宏所撰，多不可信；而朱熹《集传》虽反《诗序》，又每每阳违之而阴从之。汉学、宋学各有缺点和谬误，“汉人失之固，宋人失之妄，明人失之凿。”故是书论诗，既不追随《诗序》，亦不附合《集传》，正如《自序》中所云“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义不致大歧，埋没于若固、若妄、若凿之中。”主张以求实精神，从诗的本文探求诗义，对历代各家注疏逐一辨析。求得了部分诗篇本义，对历代说诗歪曲诗义处多有驳斥，尤对朱熹《诗集传》驳难最力。有些篇章，录列汉、宋各家释义逐一驳诘，因提不出新解，便以“不可详”或“不得其解”存疑，不肯妄断。是书除逐章串讲诗文，通解全篇意旨外，间或有艺术表现手法的评析。指明诗中的赋、比、兴手法，从章法、句法、修辞法，均有精确评价。如评《关雎》第二章曰：“通篇关键，在此一章。”评《卷耳》末章云：“四‘矣’字，有急管繁弦之意。”评《广汉》谓每章最后三句“一字不换，此方谓一唱三叹。”评《鄘风·君子偕老》中“邦之媛”，犹后世所言“国色”，此篇乃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此类见解能突破前人成说，开辟了《诗经》研究之新学风，至今仍可供借鉴，极有价值。然谓一些男女恋歌为“刺淫”之作，则是其因袭传统，美中不足。因是书不倚任何门派，故当时不受重视，《四库全书》竟不录。百余年后，其价值渐被发现。方玉润《诗经原始》多采其说。郑振铎赞曰“此书极为重要，多独特的新解，而能超出于毛(亨)、朱(熹)的聚讼之外”。最初之版本为道光十七年韩城王笃刻本，后有1927年双流郑璋复印本，1958年中华书局排印顾颉刚点校本为最新版本。
正蒙初义
十七卷。清王植撰。王植有《四书参注》已着录。《正蒙》是张载的重要着作，原只数万言，而其弟子苏炳将这部书分为十七篇，相续成为今存本的样子。这是一部哲学着作，它与《西铭》、《易说》构成了张载的哲学体系。张载提出了“太虚”这一表示物质特性的范畴，在朴素唯物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是一个进步。他说：“气坱然太虚。升降飞扬未尝止息，《易》所谓‘纲缊’，庄生所谓‘生物以息相吹’，‘野马’者与?此虚实动静之机，阴阳刚柔之始(《正蒙·太和篇》。又说：“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太和》)。这就是说，世界的本体是元气，这种气是无形的(不能直接用眼睛看到它)，气的聚合、分解(散)都是暂时的现象(客形)。太虚就是气，不是在气之外还有一个太虚。《正蒙》注释很多。是书，诠释《正蒙》。冉祖、李光地、张伯行之注，列于程朱诸说之后，并采张子《经学理窟》、《语录》、《性理拾遗》相参证，而又各以己见参订于后。其大旨谓张子见道原。从儒释异同处入。故其言“太虚”皆与释氏对照。又谓太虚有三义。又谓程朱多不满此书“太虚”二字。然晰其旨，殊涂同归，正不必执程朱诸论以毁谤。又谓《诗笺》、《书序》、《礼疏》、《旧说》张子所用颇多。今人习见习闻，皆程朱遗泽，遂咤而怪之。当时能破门户之见的，其谓张子自注。又谓十七篇为苏昺所传，张子所，李光地本多割裂，其辨析皆为不苟，称张伯行注出于他人之假名，非所自着，云云，亦足资考证。有明刘玑《正蒙会稿》，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宏道书院刊续编咸丰八年(1858)刊《惜阴轩丛书》本。清王植《正蒙初义》十七卷，清乾隆三十年《四库全书》抄本。民国二十四年(1935)太平洋书局《船山遗书》本，1956年古籍出版社本，1975年中华书局本。
性理群书句解
二十三卷。南宋熊节编，熊刚大注。熊节字端操，建阳人，官至通直郎，知闽清具事。熊刚大亦建阳人，受业于蔡渊、黄干。为朱熹的再传弟子，嘉定进士，掌建安书院朱文公诸贤从祀祠，仕履则不可考，为宋理宋时人。此书采摭有宋一代诸儒遗文，分类编次。首列濂溪(周敦颐)、明道(程颢)、伊川(程颐)、横渠(张载)、康节(邵雍)、涑水(司马光)、考亭(朱熹)遗像及传道支派，然后分别为《赞》、《训》、《戒》、《箴》、《规》、《铭》、《诗》、《赋》、《序》、《记》、《说》、《录》、《辨》、《论》、《图》、《正蒙》、《皇极经世》、《通书》、《文》、《七贤行实》等二十门目。编者于“七贤”中列司马光，与后来讲学诸家迥异。按朱熹于绍熙五年(1194)冬，筑竹林精舍，率诸生行舍菜之礼于先圣、先师，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李侗七先生从祀。《集》中载其祝文中有：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之语。则朱子序列学统，本来有司马光。后来门户日分，讲学者乃排而去之。熊节受业于朱熹，故不敢恣为高论，一仍师制而已。此书中所录之文，亦以“七贤”为主，而杨时、罗仲素、范浚、吕大临、蔡元定、黄干、张栻、胡宏、真德秀等所作也间有采录；其上及范质者，因朱熹撰《小学》曾收录其诗。旁及苏轼者，则因苏轼曾撰司马光《行状》之故。此书将有关“七贤”的遗文汇集在一起，保存了程朱理学的部分原始资料。明永乐中诏修《性理大全》，其所录诸儒之语，皆本《近恩录》而使内容增加；所录诸儒之文，则由此书而丰富。并且其“性理”之名，亦由此书而得。熊刚大所注解，盖为训课童蒙而作，所释甚为浅近。有元刻本，明代范氏天一阁本，《四库全书》本。
诗经疏义会通
二十卷。元朱公迁撰。朱公迁，字克升，乐平(今属江西)人。至正年间，曾任婺州、处州教授，晚年病归故里。曾题其室为“高明之所”，学者称为明所先生。着述除《诗经疏义会通》外，还有《四书通旨》、《四书约说》、《余力稿》等。《诗经疏义会通》亦称《诗经疏义》。该书为阐释朱熹《诗集传》而作，注之有疏，故名《诗经疏义会通》。其体例为一诗一释，先列朱熹之说，再用小字进行疏证，引用他说，用“辑录”以示区别。注音夹于句中。该书的特色是：一，对《诗集传》的名物、典故的阐释尤其详尽，弥补了《诗集传》的不足。对朱熹的释意也进行力所能及的诠解，这对把握朱熹的写作用心，对体认朱熹之学有一定的价值。二，对《诗经》的章意和脉络作简明扼要的揭示，有利于《诗经》的学习与研究。三，书中附有“图说”，对《诗经》的名物进行图解，让读者对古代的许多器物、天文、地理等有感性的认识、清代《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等书附有许多图谱，正是从这里借鉴而来的。朱公迁治学谨严，订正了《诗集传》中的一些错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其学墨守朱子，不逾尺寸，而亦间有所辩证。”所作考证“虽于宏旨无关，亦足见其用心不苟也，”是符合该书的实际的。不足之处在于总体上承袭朱熹之说，对爱情诗多认为是淫奔之诗，对妇女也多采取轻视态度，对历史事件和诗作年代的考订也有主观臆断之处。版本有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诗经疏义》二十卷(附《纲领》、《诗图》一卷)，明王逢辑、何英增释刘氏安正书堂刻本。
半农春秋说
《春秋》学著作。又称《春秋说》,《半农先生春秋说》。清惠士奇撰。十五卷。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晚号半农,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官编修,侍读学士,曾典试湖南,督学广东。为清代著名经学家,尤精“三礼”。此书考辨《春秋》礼制、史事、书法等,分门别类,经文以类相从,每卷约论三四类,然不立目类。每经文后约采三传之文附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每传文之后又多附诸儒之说。其史事多信《左传》,礼制时据“三礼”,对《公羊》、《榖梁》、啖、赵之妄,时加驳正。每类之后,又以己意为总论。其意多出自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虽不免有拘泥窒塞之处,但大抵典核可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原原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二卷。三国吴陆玑撰。陆玑字元恪，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仕吴为太子中庶子、乌程令。《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俱着录，皆谓三国吴陆玑撰。然明北监本《诗正义》所引作陆机，明毛晋《津逮秘书》所刻援陈振孙之言，题曰唐陆机，皆误矣。《崇文总目》云：“世或以‘玑’为‘机’，非也，机本不治《诗》，今应以‘玑’为正。”今本二卷，关于今本性质，诸家说法不一：有谓为缀拾之本者，清焦循曰：“陆疏太约，为后人缀拾之本。吕东莱所引陆疏言《毛诗》授受与此大异，知缀拾者未见《读诗记》也。”有谓今本即陆氏原本者，清丁晏曰：“《初学记》‘烛类’引陆士衡《毛诗草木疏》，唐人已误为“机”，幸有《释文》爵里甚明。今所传二卷即玑之原书，后人疑为缀拾之本，非也。以《尔雅》邢疏、《齐民要术》、《太平御览》所引证之，仍以此疏为详。疏引刘歆、张奂诸说皆古义之仅存者。间为遗文，后人传写佚脱耳。下篇叙四学源流，至为赅洽，毛公名亨，得此疏而始备。惟其去古未远，是以述古能详，尤信其为原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今本乃后人所辑，曰：“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大抵从《诗本义》中录出。”《郑堂读书记》亦谓“元恪原书久佚，此本多从《诗正义》中采辑成编，然以《诗正义》核之，搜摭尚多遗漏，迄今诸家传写不免有所窜乱，又非欧公撰《崇文目》时所见之本矣。”《四库提要》及《郑堂读书记》所言当是，今本乃后人所辑之本；然此书保存了诸多有关《毛诗》的名物训诂，还是很有价值的。《四库提要》曰：“虫鱼草木今昔异名，年代迢遥，传疑弥甚。玑去古未远，所言犹不甚失真，《诗正义》全用其说。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其驳正诸家，亦多以玑说为据。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今本凡草之类四十八、木之类三十一、鸟之类二十二、兽之类七、鱼之类八、虫之类十六；计六类一百三十二则。后有鲁、齐、韩、毛四诗授受源流四则，与《汉书·儒林传》相表里。是书有《续百川学海》本、《汉魏丛书》本、《唐宋丛书》本、《古经解汇函》本等。
六家诗名物疏
五十四卷。署名冯应京。应京字可大，号慕冈，盱眙(今属安徽省)人。生卒年不详。万历进士，为户部主事，官至湖广按察使佥事。是书沿袭宋蔡卞《诗名物疏》推衍而成。其引证颇为赅博。每条之末，间附考证。如《郑风·缁衣》、《集传》以为缁衣羔裘，大夫燕居之服；应京则据贾公彦《周礼疏》，以为卿士朝于天子，服皮弁服，其适治事之馆，改服缁衣，《郑笺》所谓据居私朝，即谓治事之馆。诸如此类，其议论皆有根柢。所称六家，即齐、鲁、毛、韩、郑笺、朱传。然则古无是目，乃应京臆创。其实毛、郑本属一家，无须再分。据崔富章先生考证，认为是书的作者为冯复京，其卷数五十五卷。《总目》引《江南通志》称其“少业《诗》，钩贯笺、疏，作《诗六家名物疏》云云，乃冯复京传中之语，非冯应京”。(详见《四库提要补正》)今阅《中国善本提要》，关于是书的作者正如崔说，卷数亦为五十五卷。可证崔氏之说不误。
洪范口义
二卷。宋胡瑗讲授，瑗门人编录。《洪范》系《尚书》重要篇目，旧传为商末箕子所作，近人或疑出自战国时人之手。周武王灭商后，向箕子询问治国方略，箕子依据《洛书》，详细阐述了五行、五事、八政、五祀、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九福等九种大法，此为《洪范》主要内容。汉儒自伏生下至京房、刘向诸人，以阴阳灾异附会其文、演为“天人感应”之说。至宋，又流为象数之学，唯辨《图》、《书》同异，经义越发晦涩。《洪范口义》为胡瑗对《洪范》所作说解，意在发明天人合一之旨，对旧说多所驳正，其中不乏精到之处。该书说解文字存于正文各句之下，前后贯彻，颇具条理。原书作一卷，久佚，《四库全书》自《永乐大典》录出，析为二卷。有张刻《墨海金壶丛书》本、阁抄本传世。
居业录
八卷。明胡居仁的讲学语录，由其门人，女婿余祐编辑成书。余祐于 《序》中称，此书取 《易》“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之意为书名。此书分《道体》、《为学》、《主敬》、《致知》、《力行》、《出处》、《治体》、《教人》、《警戒》、《辨异端》、《观圣贤》等十二类，共一千一百九十九条。每条或数字，或数十百字不等。所论包括圣贤德业、经传旨趣、学问功夫，治道修身、性命渊源，对佛老之学的批判。主要阐发程朱性理之学。他提出 “心与理一”，认为天下事之理虽在外，统之在吾一心;应事接物之迹虽在外，实为吾心之所发见。所以圣人以一心之理，应天下之事，内外一致。理与气不相分离，心与理一致。心存则气清，气清则理益明。理明气清，则心益泰然。理无不善，而气有清浊。贤者因气之清，而能明其理，有其善;愚者因气之浊，以蔽其理，而失于善，流于恶。他在书中强调“王道”之外无坦途，所谓“王道”即存天理遏人欲而已。所谓天理，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谓人欲，即不孝不悌、不睦不渊、不任不恤、造言乱民。存天理则人欲遏，天理必见。修身要先穷理，而穷理在于读书论事，推究到极处。他主张以义制利，不以利害义。认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学者以此立心，便能广大高明，充之则为纯儒，推而行之即为纯王之政。强调君子应当守道安贫，此书与薛瑄 《读书录》 同被理学家称赞，推为醇正之作。正德 (1506—1521)中，张吉曾删其书为 《居业录要语》，吴廷举删其书为 《居业录粹言》，陈凤梧又有 《居业录类编》三十一卷，颇失胡居仁本义，所以流传不广。明人曾将此书与薛瑄《读书录》、罗钦顺 《困知记》合刊，称 《三先生语录》。有 《四库全书》本，《正谊堂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 本。
四书蒙引
明蔡清(字介夫)撰。十五卷。别录一卷。该书编撰过程颇曲折： 先有稿本失之，作者乃重新缀录，更阅三载，又得故录于家中。参会前后二稿，所录重复过半，又有前后异见者，欲删正而未暇，姑略会而次之，先涂去其最冗秽无谓者，其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名曰《蒙引》，以明其非定说。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武进庄煦参照二稿，刊削冗复，十去三四，又十九年而书始成。凡所抄录，先为考定次序，勒去芜冗，条析类从，辑成一书而刊行。书末《别录》一卷，则煦与其友王升(孚斋)商榷订定之语。往往书有：“煦谓如何，孚斋不以为然”，或“孚斋云，此段最警策，何可去也。诚然，诚然”等字样。其书虽为科举而作，然阐明义理，真切深至，犹有宋儒之遗意。如解《论语·颜渊》“君子以文会友章”，曰：“文者讲学之事知也，仁者进德之实行也。故曰讲学以会友则德日进。讲学固所以明道，讲学而以会友，则道益明矣。为善而得所资，则德日进矣!”又如解孟子“言近而指远者”，曰：“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则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之理，皆见于言外矣!”论者谓：“朱注为《四书》功臣，《蒙引》又朱注功臣。”甚至称“说《四书》者不少百种，未有过于此者”(《四库全书提要》引)。有《四库全书》本。
孟子师说
《孟子》研究著作。明末清初黄宗羲撰，一卷。宗羲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南明弘光朝覆亡后，曾纠集里中弟子数百人，从鲁王抗清，号“世忠营”。失败后奉母返里，主讲证人书院，绝意仕进。是书系述论其师刘宗周关于《孟子》学说之宗旨的著作。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学者称念台先生，又称蕺山先生。浙江江阴(今绍兴)人，万历进士，官至左都御史。性鲠直，天启时得罪魏忠贤，削籍;崇祯时又指责思宗过失，两次被斥为民。明亡，绝食死。宗羲以其师刘宗周于《论语》有《学案》，于《大学》有《统义》，于《中庸》有《慎独》，独于《孟子》无成书，乃述其平日所闻，潜心读其师书之所得，著为《孟子师说》，以补所未备。宗周之学，标举“慎独”为宗，而大旨渊源，以阳明之说为本，故宗羲所述，仍多阐发“良知”之旨。然于“滕文公为世子章”，力辟沈作喆语辨无善无恶之非，于“居下位章”，力辟王畿语辨性亦空寂、随物善恶之说，则亦不尽从姚江学派。其议论，大都按诸实际，推究事理，不为空疏无用之谈，略其偏驳而取其明切，于学者甚有裨益。宗羲对其师后世蒙受毁伤甚为愤慨，谓“毁誉失真，孟子虽为一时言之，而后世大抵皆然。如程朱门人尽有庸下而无不多誉，象山阳明至今毁者不已。至于青史，其淆弥甚。人言盖棺论定，君子之论定，毁誉之论未始有定也”。有《四库全书》本。
周子抄释
二卷，附录一卷，明吕柟（１４７９—１５４２）辑。北宋五子（二程、邵雍、张载、周敦颐）惟周敦颐著书最少，而宋明两代诸儒研究周氏学术思想的著述反倒最多，辨论也最为激烈。对“无极大极之说”、“太极图说”、“通书表里之说”、“主静之说”等争论数百年，至明代诟争尤甚。吕□此书，以《周子全书》为底本，撮其精要，辑《太极图说》、《通书》一卷、遗文遗诗一卷，共二卷。附录辑《宋史道学本传》、周氏《墓碣铭》、《墓室记》、《事状》、《行录》等周氏传记资料。前二卷每条之末皆附以简短释语，标其大旨，或推求所未言之意，较诸家连篇累牍文辨论为淳实，有便于初学者领会。此书所选，多为周敦颐学术思想之精华，体例与《朱子抄释》、《二程子抄释》、《张子抄释》大略相同。或以为包括《太极图说》一卷、《通书》二卷，实则摘取《太极图说》、《通书》精华为一卷，而抄其赋、说、记、序、书、诗、杂记等为一卷，共合二卷之数，非依周氏原书分卷。有《四库全书》本、《惜阴轩丛书》本。
四书管窥
元史伯璿(字文玑)撰。该书见于秘阁书目者五册。杨士奇《东里集》则称有四册刻版在永嘉郡学。永嘉叶琮知黄州府又刊，置于府学。是明初印行已有二种版本。然刻版皆散佚不传。故朱彝尊《经义考》注云，未见。此本乃毛晋汲古阁旧抄。《大学》、《中庸》、《孟子》尚全，唯《论语》缺《先进》篇以下。然量其篇页，厘面析之，已成八卷。《经义考》乃作五卷，或误以五册为五卷。是书引赵顺孙《四书纂疏》、吴真子《四书集成》、胡炳文《四书通》、许谦《四书丛说》、陈栎《四书发明》、倪士毅《四书辑释》及饶鲁氏张栻氏诸说，取其与朱子《四书集注》异同者，各加论辨。诸说之互相矛盾者，亦为条列而厘订之。如《大学》“君子有大道”。《章句》“道，谓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术也”。饶鲁氏谓“大道，乃絜矩之道”。该书认为：“《章句》兼体用说，饶氏只就用上言，以上文‘先慎乎德’之意推之，则《章句》之说有据。”又如《论语·里仁》“事父母几谰章”。《发明》引张氏说，以几谰为谰于未著，又引饶氏说，以不违为且顺父母意思，不可与之违逆。《发明》自谓张南轩、饶双峰不妨自为一说。该书认为：“二说皆《语录》之所不取，《发明》又引之何耶?大凡说经贵得其旨，得其旨则一说足矣，兼存异说，只惑人耳。若以为有补于世教而取之，则当自为书，不当附在圣经之后也。”书凡三十年而后成。此书与刘因《四书集义精要》略同，而更为重视别白。其中考朱子著述最多，辨说亦最多。虽其间不免有舛异疏误，然于朱子之学，颇有所阐发。有《四库全书》本。
潜虚
北宋哲学家司马光的哲学著作。仿汉代杨雄的《太玄》而作,元祐元年(1086)书将成而先卒。他以“虚”为万物本源,取名《潜虚》,有探索隐秘本源之意。他说:“万物皆祖以虚,生于气,气以成体,体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该书认为“虚”为万物之本源,“虚者物之府也”,气虽为万物“生之户”,但气亦“祖于虚”。“虚”为派生万物的出发点和终极点。“人之生本于虚,(虚)然后形,形然后性,性然后动,动然后情,情然后事,事然后德,德然后家,家然后国,国然后政,政然后功,功然后业,业终则反于虚矣。”这与张载的“太虚即气”说相对立。全书内容分为义理、图式、术数三部分,相互贯通,合为一体。义理以五行为基础,吸取了阴阳、易卦、筮占的观念,构造了天地万物生成的秩序,借以论证封建社会“一以治万,少以治众”统治秩序的合理性。图式是按照气、体、性、名、行、命之序,制作了六个图,并有文辞作解。术数部分里他创造了一套筮占的新法,按其筮法加以推衍,以印证其义理。实属象数学的新派。此书在司马光死后,有阙本和全本两种版本流传,逐渐合为今本,后人有所增益。书后附有张效实的《潜虚发微论》,为主要注本。黄宗羲在其《易学象数论》中对《潜虚》的象数学思想作了系统的评论。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本等。
通玄真经缵义
十二卷。宋杜道坚撰。杜道坚收藏和撰注的道经颇多,有 《道德玄经原旨》、《玄经原旨发挥》、《通玄真经缵义》等,《通玄真经缵义》又名《文子缵义》。前人研究《文子》的学者,有北魏李暹作《文子注》,将计然、文子二人合称为一人,认为文子姓辛名钘。唐马总《意林》称李暹之说谬甚。唐颜师古作《汉书注》,称文子与孔子并时,但又提出“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的疑问。唐柳宗元指斥《文子》为“驳书”,认为其书不纯。杜道坚撰《文子缵义》,认为范蠡师计然见于《史记》,同意颜师古关于文孔二子同时的说法,认为徐灵府因有与平王问答而称计然为周平王时人误甚。认为所说的与平王问可能是指楚平王,文子、计然是同一人。传说计筹山是因文子计然曾筹度于此而得名。所以杜道坚自称在那里修道是为了访文子之遗踪,建白石通玄观。因获《文子》故编,闲暇时分章缵义而成其书。杜道坚采用《文子》十二篇本,录其原文,依段分章,于每章之后作缵义。集众家解说,又申已意,文理通畅,不失道家旨意。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已有散失,清《四库》馆据《永乐大典》仅录七篇,又据它本补《文子》原文以足十二篇之数。而明《道藏》本中仍存全书十二篇,可惜《四库全书》撰修时未审其详。后世学者对《文子缵义》一书颇为推重,认为此书是北魏以来保留最全的《文子》注本,认为观此书所载《文子》原文,如见诸家善本,对于后世研究 《文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存明 《道藏》本、清《四库全书》本、《道藏举要》本,《二十二子》本、《二十五子汇函》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备要》本等 (皆题《文子缵义》)。
周易集解
易学著作。唐李鼎祚撰。它博采众长，不主一家，因而称之为“集解”。全书十七卷。由于唐初以来受孔颖达《周易正义》的影响，解《易》者往往排斥郑玄《周易注》而独尊王弼《周易注》，李鼎祚认为“郑则多参天象，王乃诠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下者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辨源流”，故采历代《易》家之说，以“刊辅嗣(王弼)之野文，补康成(郑玄)之逸象，各列名义，共契玄宗”(《自序》)。其书采用王弼注本作底本，但分散《序卦》文以冠诸卦之首。引子夏、孟喜、焦赣、京房、马融、荀爽、郑玄、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巘、何妥、崔憬、沈驎士、虞氏(佚名)、崔觐、伏曼容、孔颖达、姚规、朱仰之、蔡景君等汉至唐三十五家及《九家易》、《乾凿度》等《易》说。前人义有不详尽之处，鼎祚则加以阐释。其所引诸家，原书大都亡佚，唯赖此书能窥其一斑，是一部保存极可宝贵的《易》学资料的古籍。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集解》十七卷本，是毛晋汲古阁刊本。其它主要版本有《津逮秘书》本、《四库全书》本、《学津讨原》本、《古经解汇函》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钦定国子监志
六十二卷。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国子监祭酒陆宗楷等奉敕撰。陆宗楷,浙江仁和 (今杭州)人。雍正元年 (1723)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后因国子监遗失书籍而降职。陆氏曾辑《太学志》进呈,该书所述沿革故实载及唐、宋以前,高宗以失限断,乃诏重为改定,断自元明。因清之国子监及文庙皆因前代遗址,其缔构实始于元初。后陆氏等重修成本书。专记国子监设官、职掌,以及有关制度。共分为十五类,依次为:“圣谕”,录有关褒崇先圣、训示儒林之谕旨;“御制诗文”,备载列朝皇上之诗文;“诣学”,记历朝皇上亲祀临雍之礼;“庙制”,前列文庙图说,再述文庙建葺年月、规制;“祀位”,详载殿庑及崇圣祠诸位号;“礼”,分别记述释奠、释莱、释褐、献功、告祭诸礼仪,及祭器图说;“乐”,分别记述乐章、乐制,以及礼乐诸器图说; “监制”,详述条规; “官师”,载设官、典宗、仪制、铨除、题名表,“生徒”,记员额、考校、甄用,及外藩之人入学者;“经费”,记恩赉、岁支、俸给各项;“金石”,录钦颁 《彝器图说》、御制诸碑,以及元以来进士题名碑;“经籍”,排列赐书及版刻之目;“艺文”,录诸臣章奏诗文及论著; “识余”,下列 “纪事”、“缀闻”二子目,实为杂记。本书为研究清代国子监的源起、沿革、设置、职掌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四库全书》 本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