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卿示诗，欲夺海石，钱穆父、王仲至、蒋颖叔皆次韵。穆、至二公以为不可许，独颖叔不然。今日颖叔见访，亲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语。仆以为晋卿
相如有家山，缥缈在眉绿。谁云千里远，寄此一颦足。平生锦绣肠，早岁藜苋腹。从教四壁空，未遣两峰蹙。吾今况衰病，义不忘樵牧。逝将仇池石，归溯岷山渎。守子不贪宝，完我无瑕玉。故人诗相戒，妙语予所伏。一篇独异论，三占从两卜。君家画可数，天骥纷相逐。风騣掠原野，电尾捎涧谷。君如许相易，是亦我所欲。今朝安西守，来听《阳关曲》。劝我留此峰，他日来不速。
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二首 其一
归来病鹤记城闉，旧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领发，软红犹恋属车尘。雨收九陌丰登后，日丽三元下降辰。粗识君王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
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二首 其二
与君并直记初元，白首还同入禁门。玉殿齐班容小语，霜廷稽首泫微温。病贪赐茗浮铜叶，老怯香泉滟宝樽。回首鹓行有人杰，坐知羌虏是游魂。
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二首
归来病鹤记城闉，旧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领发，软红犹恋属车尘。雨收九陌丰登后，日丽三元下降辰。粗识君王为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与君并直记初元，白首还同入禁门。玉殿齐班容小语，霜廷稽首泫微温。病贪赐茗浮铜叶，老怯香泉滟宝樽。回首鹓行有人杰，坐知羌虏是游魂。
论语新解
钱穆撰。凡二十篇,前十篇为上编,后十篇为下编。释《论语》之义,“语,谈说义,如《国语》、《家语》、《新语》之类。此书所收,以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之语为主……当时诸弟子于孔子之一言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可知。”“论者,讨论编次义。经七十子后学之讨论编次,集为此书,故称《论语》。”“书中亦附记诸弟子语,要之皆孔门之绪言也”。该书将每篇分若干章,先将此章难字难句加以解释,然后解说该章要旨,最后将全章译为白话。说“《论语》一书,乃孔门遗训所萃,此为中国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孔子距今已逾二千五百年,今之为学,自不能尽同于孔子之时”,但“孔子所开示者,乃属一种通义,不受时限,通于古今,而义无不然,故为可贵”。解说《论语》平实而多有新义,对历史上有关《论语》内容的争论,也在解说中有简略介绍。
朱子学提纲
1970年钱穆先生因撰写了《朱子新学案》，“分篇逾五十，全书超百万言，恐读者畏其繁猥”，作《朱子学提纲》，“冠于书端，庶使进窥全书，易于寻究”从钱穆先生的《朱子学提纲》，我们可以归纳出朱某理学思想的特性。朱来理学思想是在孔子内在思想性特征基础上，通过包括苟子、董仲舒、张载、二程等人的演化、桥梁，寓政治、道德与思想意识为一体，“朱子精神气魄宏大,故能立大规模而兼斯两者。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到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简言之，“惟朱子，一面固最能创新义，一面又最能守传统”,而为集儒学之大成者，充分充分体现了其思想体系的时代创新性、民族文化传承性、集大成科学理性和经世致用社会大众性。
庄老通辨
钱穆著。本书专为讨论庄、老两家之思想，而辩订其先后。其在于庄、老两家之生卒年世，及历史传说之种种考订，则均详见于《先秦诸子系年》。《老子》书之作者及成书年代，为历来中国思想学术界一大“悬案”。旧说老子在孔子前，近代学人梁任公批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乃主老子书出孔子后。顾颉刚、冯友兰两人从其说，主老子在庄子前。本书作者本着孟子所谓“求知其人、而追论其世”之意旨，梳理了道家思想乃至先秦思想史中各家各派之相到影响、传承与辩驳关系，言之成理，证据凿凿地推论出《老子》书应尚在庄子后。自民国十二年起，前后凡三十八年，历年递有发明，共得文十八篇，汇合以成此书 。
湖上闲思录
《湖上闲思录》是由作者钱穆编写。该书是由作者在1948年徜佯于湖光胜景中闲思遐想的结晶，分别就人类精神和文化领域诸多或具体或抽象的相对命题。你若太过注意到自然界去，正如行人在大黑深夜的旷野里，老把眼睛张望到无边的深黑中去，将会使你恐怖，使你惶惑。但有些人又太过看重他个人的生命，当知个人的生命依然是一个自然，一样的虚实胜过真实，黑暗胜过光明，一样在无边深黑中。人类的心智，则偏要在虚空中觅真实，黑暗中寻光明，那只有在人类大群已往历史文化的累积里面去寻觅。如情与欲、理与气、善与恶等作了灵动，细腻而深刻的分析与阐发，从二元对立的视角思索了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全书言浅意深，语重心长，既见出史家的沈潜与细密，又见出哲人的深邃和文学家的灵透与光彩、显示了作者多样的才华。
宋代理学三书随扎
《宋代理学三书随扎》为钱穆对宋代理学三书——元代刘因所编《朱子四书集义精要》、周濂溪《能书》及朱熹、吕东莱编《近思录》——所作的读书答记，以发挥理学家之共同要义为主，简明扼要地辨析了枕头代理学对传统孔孟儒家思想的阐释、继承和发展。书珍附有四篇论文，深入浅出地探计了中国文化、思想之大要、精义。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成于1955年，最早是一篇讲演稿，后经整理编辑出版。该书共分为道理、性命、德行、气运四个主题，其后又增添了自然、自由等补篇。钱穆在该书自序中就提到，欲通过探究“几个普泛论题”，分析并阐释几个特定名词的意涵，以此概括出中国传统思想的轮廓。
中国历史研究法
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钱穆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沧海丛刊于1984年12月印行,长沙岳麓书社凤凰丛书于1986年5月出(大陆)版。全书以文化不同学术亦异的文化学术观和比较学术方法,以宗教、哲学、科学、心理学、史学、考古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音乐等十二门立章,对中西新旧学术一一比较会通,探求异同。由此阐述了作者关于在文化学术上中国重会通和合,西方重分别专门的基本观点。并进而阐扬了重会通和合的中国学术传统、民族精神与文化精神。反对“今人一切以西方为衡量”的学术文化观,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原自会通和合,于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全体而始见其价值,并显发出中国的天人内外合一论和心性论。认为会通中西将更有一新学术新境界之向前发展。本书是钱穆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在海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该书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制度、赋税制度、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式的概观与对照，叙述因革演变，指明利害得失。论述精辟，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书中钱穆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任何一项政治制度，要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若仅以当前的标准来评价和看待历史，必然有失公允，得出偏激的结论。这恰恰是对当时先生写书的环境反映。彼时的中国仍是弱国，弱国就容易自卑，自卑则容易自我否定。书中，钱穆先生极力反对当时用“专制黑暗”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武断言论。想来当时的中国，应该仍有不少五四新文化的遗风，在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否定传统，并且是彻底的否定。
中国经济史
1954至1955年期间，钱穆先生曾于香港新亚书院先后讲授“中国经济史”及“中国社会经济史”两门课程。叶龙曾师从钱穆多年，详尽笔录及整理了先师两门课程的内容，对一些内容做出了补释，形成流畅易读的文章。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细读两千年的经济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深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希望此书能够帮助读者解读推行政策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同时起到镜鉴作用，将有益的经验应用于商业社会，避免失败的教训重蹈覆辙。
中国文学论丛
钱穆著。本书作者为文史大家，其谈文学，多从文化思想入手，注重高屋建瓴、融会贯通。本书三十余篇，上起古诗三百首，下及近新文学、有考订、有批评。各篇陈义、详略皆不同，均随意书写，非一气贯注。惟会通读之，则见出中国一部文学演进史；而中国文学之特性，及各时代各体各家之高下得失之描述，也见出作者之会心及评判标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钱穆著。钱穆是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史家。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30年以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讲授中国上古史、先秦史、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政治制度史和中国通史等课程。1949年去香港,翌年创办新亚书院并任院长。1967年迁居台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述较多,主要有《先秦诸子系年》、《老子辨》、《孟子研究》、《朱子新学案》、《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该书共14章,其中第1章为《引论》,其余各章均以人物名篇,或一人,或多人,或附论其他学者。第2章至第14章依次为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李塨,阎若璩,毛奇龄,李绂,戴震,章学诚,焦循,阮元,凌延堪,龚自珍,曾国藩,陈澧,康有为。书前有作者自序,书后附学术史年表。书眉并标有提要式的标题。该书的特点,是能够具体论述各家学术渊源宗旨,撮录其主要学术观点,并详细引证各家记述及评论。内容精湛翔实,绝非空论,且层次分明。如第3章论王夫之,首记传略,次记学术大要,次记政治思想。于政治思想中据其《读通鉴论》等著作,具论其法贵因时,法贵因情,泥古非今之害等主张,与其尚简论,孤秦陋宋论等思想,并论宋学与韩学的关系,都十分具体。此外,该书的目的亦在于表明作者自己关于近代学术史的独到见解和理论,申明一家之说。如作者《自序》所说:“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作者所持的观点,是崇宋学,贬汉学。故该书之首章《引论》中,专论两宋学术,以及晚明东林学派,意在表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应以宋学为其开端与正途。认为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颜元诸家治学,尚多东林遗绪,即使对宋明曾有抵斥,亦皆有闻于宋明之绪论。又批评乾嘉以后的汉学说:满清对中华文化的政策,最为狡险,从我者尊,逆我者贱,治学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乱为心,而相率逃于故纸丛碎中,足以坏学术毁风俗贼人才,终不免于大乱。见解极为深刻。该书原为作者在北京大学讲授“近三百年学术史”课程的讲稿。草创于1931年,至1937年成书,前后经历5年之久。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在学术界曾产生较大影响。1986年中华书局据198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所出第7版影印出版,全2册。
国史大纲
钱穆著。1940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共分为上下两册,为当时教育部颁大学用书。1974年9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至1983年出版修订本第10版。1933年,钱氏首创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通史课程,曾先后编写过《通史纲要》、《国史读本》等发给学生课外阅读。1937年,北京大学迁至昆明,钱氏在播迁流离之余,继续在西南联大讲授中国通史。国难当头,感慨倍添,又因联大在流亡中,缺乏图书资料,钱氏于是决定于国难之日作国史,写出一部既有史料又有系统思想的通史著作。在资料不足、生活无定的艰难条件下,作者以随身携带积年所藏的通史笔记为基础,避居云南宜良僻静的山寺中,终于在1939年6月写成50万字的《国史大纲》。书首冠“引论”凡2万余言,突出体现作者的史学思想。他提出了史学和历史知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鉴古而知今,还应对未来的精神重建尽一份孕育和向导的责任,因此,主张中国人对本国史应抱有“温情与敬意”。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反对以西方模式来套解中国历史,反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史实,均用“专制黑暗”一语概括。作者认为,社会经济是最下层之基础,政治制度为最上层之结构,而学术思想则是此二者间的中层干柱。历史事态之演进,总不出这三者之外。他指出,战国时期是学术思想的变动,秦汉时期是政治制度的变动,三国魏晋则是社会经济的变动。该书出版后,因其境界之高与议论之卓,被当时学术界称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通史的最佳著作之一。至今仍不失为研治中国历史的必读书。
孔子传
钱穆撰。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初版,列入《沧海丛刊》。书稿完成于1974年,因审议者认为“不得认易传非孔子作”,搁置逾十三年。作者认为司马迁《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人之孔子新传或失之贪多无厌,或失之审核不精,故综合各家考订所得,对孔子世系、生年、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事加以考证论述,关于孔子著述与政治活动考证尤精。取材以《论语》为主,对后代传说不予轻信,如说孔子著述可征者唯作《春秋》一书,订礼乐、删诗书等说均无实据。书中措辞简洁平易,以免艰深繁博之弊。书后附《孔子年表》与《旧作孔子传略》。
国史新论
《国史新论》由钱穆先生发表的一些论文和在香港、台湾等地的讲演记录整合而成，比较简略宏观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及社会形态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本书作者“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内中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先秦诸子系年
又名《先秦诸子系年考辨》。钱穆著。作者认为过去人们考论诸子年世,不免三病:“各治一家,未能贯通,一也;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二也;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三也。”(《自序》)于是广采各种资料,上溯孔子生年,下及李斯卒年,对前后二百年间先秦诸子世年及生平事迹进行了详细考辨。称其所用的方法,先考定《史记·六国年表》,对先秦列国世系加以核定,“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纲在网,条贯秩如矣。”然后对先秦间诸贤、学士,均为之缉逸、征坠、辨伪,并加以排比联络,使其生平出处、师友渊源,一一条贯。再次,考儒墨两学为先秦诸家发端,由此分源别派,使诸家之学交互融洽,旁通曲达,以明学术流变之迹。全书分为四卷:卷一考孔门儒家及相关人物,为先秦学术初盟期,首考孔子生年,终《孔门传经辨》;卷二当儒墨已分,为先秦学术酝酿期,首考墨子生年,终《老子杂辨》;卷三考晋、楚、魏列国诸子,首考商鞅生年,终屈原,为先秦学术之磅礴期;卷四首考齐湣王在位之年,终《诸子攟逸》,为先秦学术之归宿期。共一百六十三篇。后附《先秦诸子系年通表》及《考辨索引》、《书名人名索引》。该书是研究先秦诸子事迹和思想极为重要的参考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初由商务印书馆于1935年出版。1956年香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定本。1985年中华书局据增定本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