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补注
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
读左日钞
十二卷。补二卷。清朱鹤龄撰。此书主要采赵汸、陆粲、傅逊、邵宝、王樵五家之书以及诸儒之说，以补正杜预《春秋经传纂解》之阙讹，大抵集旧解者占十之七，出己意者占十之三，所以名曰“钞”。其《凡例》移，《左传》纯以史解经，所以其论人论事，时有悖于理，学者不可耽于其文之博丽而昧其义之踳驳，这才是善读《左传》。朱氏认为：“会盟战伐及日月人名地名之类，有经文不书而传特详之者，此正可推求笔削之旨。”而陈傅良、赵踳“专从不书取义，最得微旨，今备录其说以为解经翼辅。”又云：“杜氏注得孔氏疏而明，然郑立、贾逵、服虔、王肃、刘炫诸儒之说亦不可尽废，今博引而加以折衷。”其重视汉学，于此可见一斑。其书考证虽少，却时有所得。如引定公五年文公十七年二《传》，证公婿池非晋侯之婿；引《檀弓》越人吊卫将军文子事，证秦人归僖公成风之襚；引《汉书·王嘉传》，证“屈荡尸之”当作“户之”等。不妄断是其书之优点，如“庄公寤生惊姜氏”，孔疏以“寤时生”；“寤而觉”为说，林尧叟则以“困而后寤，因寤而惊”为解，皆不可通。杨开庵、顾炎武引《风俗通》“儿堕地触开目视者为寤生”为说，朱氏则云“吾亦未敢信也”。所补二卷，据其《凡例》称：“亭林顾先生去秋自华阴寄余《左传注》数十则，折疑正舛者，皆前人未发，时此书已刻逾半，不及纂入。间取三传、三礼注疏阅之，尚多可录者，因复缀缉，与亭林所贻汇成二卷，附之简末。”《四库》系抄本收录。
混元圣纪
宋谢守灏编。道教神仙传记。九卷。全称《太上混元圣纪》或《太上老君混元圣纪》。原称《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实录》,别称《老君实录》。简称《圣纪》。宋真宗崇道,封太上老君号混元上德皇帝,书名由此而来。前有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陈傅良序,绍熙二年(1191)谢守灏进表。据作者说,尹文操编《圣记》八百二十章,贾善翔《犹龙传》析为百篇,虽记述很详,但枝蔓旁引,首尾失序,取舍不当,今遍考三教经典传记,究其源流,叙历代崇奉老君之事,编为《圣纪》,冠以年谱。全书以编年为体,收集有关太上老君的种种神话和传记,凡开辟以来自宋徽宗宣和(1119-1125)间老君名迹变化遗事及历代帝王崇祀老君之举都予记录,其中既有神话传说,也有历史事实隐含在内,为研究历代统治者尊奉老君的重要文献。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谱录类。
左氏传续说
十二卷。宋吕祖谦撰。此书是续《左氏传说》而作，以补《传说》之未及，故名为《续说》。此书为吕氏晚年所作，其体例一仍《传说》，亦随文解义，但其议论则稍不及《传说》之阔大。卷首《纲领》称“《左传》字字缜密”，“一部《左传》都不曾载一件闲事，盖此书是有用底书”。又说：“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数句便是看《左传》纲领，盖此书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战国秦汉之初，上既见先王遗制之尚在，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用，此所以最好看。看《左传》须是看得出人情物理。”又说：“《左传》一部三十卷，其大纲领只有三节，自第一卷至第三卷庄公九年齐桓初出时是一节。此一节霸业未兴，当时之权亦未尝专在一国。自庄公九年以后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节，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兴之际。……自召陵以后直至卷末又是一节……晋便失霸，诸侯遂无霸。自是以来，吴与越却以蛮夷主盟诸侯……此时都不成世界了，是末一节。”此说与陈傅良《春秋后传》之说大同而小异。吕氏批评《左传》有“三般病”，一是“左氏生于春秋，为习俗所移，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如列国，如记周郑交质”。二是“又好以人事附会灾祥，夫礼义动作，古人固是于此见人吉凶，亦岂专系于此?”三是“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以今观之，吕氏所云《左传》之三般病，除第二种外，皆非其病。吕氏之论则是基于封建社会之伦理道德标准而发，故《四库提要》评此“三病”之说，认为“虽亦沿宋儒好轧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此书久无传本，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除缺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外，余皆完帙。现存清《金华丛书》本。
三正考
二卷。清吴鼐撰。此书为研究《春秋》历法所作。《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汉晋诸儒皆以为周正，至唐刘知几《史通》始提出用夏正之说。宋代大儒程颐因《论语》载有孔子“行夏之时”一语，遂提出“夏时”说，胡安国《春秋传》本其说而发挥之，提出“夏时冠周月”之说，由此引起一场纷争。元李廉着《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着《春王正月考》，驳斥胡安国说。吴鼐此书取李廉、张以宁之说，节其繁冗，并增加清代诸儒所论，补其未备，以驳斥胡安国、蔡德晋“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传》“王周正月”之旨。其书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于民俗”一条，引陈廷敬、吕祖谦、蔡德晋、顾炎武诸儒之说，于先秦诸书所纪年月差异之处，一一详加分析，以明《春秋》之用周正。其书卷首有《改时改月图》；卷一有《造历之初建子》、《唐虞建寅》、《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三代改时之证》、《三代改月之证》、《冬不可为春辨》、《商周分至不系时》、《三正通于民俗》、《秦正建亥》诸条；卷二则专驳赵汸、程颐、胡安国、蔡德晋、陈傅良、程端学、吴楠之说，重点驳胡氏之说。现存《经学丛书》本、励守谦家藏本。
春秋属辞
十五卷,元赵汸著。至正丁酉(1357),赵汸《春秋集传》定稿,因《礼记·经解》之说,悟《春秋》之义在比事属辞,而著此书。赵汸《东山集·与朱枫林书》:“《春秋》随事笔削,决无凡例。前辈言此亦多,至丹阳洪氏之说出,则此段公案不容再举矣。其言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此论甚当。至黄(泽)先生则论鲁史有例,圣经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则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却是比事属辞法。其间异同详略,触事贯通,自成义例,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然后知以例说经,固不足以知圣人;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属辞》名书。”书中实以杜预《春秋释例》、陈傅良《春秋后传》为本,并有所补正,分例为八:①存策书之大体;②假笔削以行权;③变文以示义;④辨名实之际;⑤谨内外之辨;⑥特笔以正名;⑦因日月以明类;⑧辞从主人。所分八门,较诸家言例者有绪。其中不免穿凿,但宏纲大旨可取者多。收入《四库全书》。
春秋辨义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