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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
清末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总结清代学术源流的著作。全书不列章节,分为33部分。主要记述清代前半期之 “考证学” 与后半后期 “今文学” 。前半期又分为启蒙期与全盛期; 后半期又分为蜕分期与衰落期。认为启蒙期运动之代表人物为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他们力矫王守仁学派空虚之弊,教学者摆脱宋明理学之羁绊,直接反求之于古经。有1921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作者以进化发展的观点,以思潮与人物相结合的方法,系统地概述了从明末到20世纪初200多年间学术思想的发展。书中把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明末清初为启蒙期,代表人物有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元、阎若璩、胡渭等,学术特色在于批判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倡导贵创、博证、致用的新学风。
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梁启超撰,此书是在“五四”运动后应《清华周刊》记者之请撰写的。所举书籍“凭忆想所及……漏略自所不免”,共约160种。分五大类: (1) 修养应用及思想史书类;(2) 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3) 韵文书类;(4) 小学书及文法书类;(5) 随意涉览书类。每部书下附简略提要,介绍内容特点,指导阅读方法。
新民说
梁启超伦理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共20节,叙论;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释新民之义;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论公德;论国家思想;论进取冒险;论权利思想;论自由;论自治;论进步;论自尊;论合群;论生利分利;论毅力;论义务思想;论尚武;论私德;论政治能力;论民气。陆续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号至第12号的《论说》专栏中,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第3册第4卷。他把开启民智,更新民德作为救亡图存的一要务,提倡中国人要有当家作主的意识,尊重自己的人格,去掉奴隶性,要有天赋人权思想,敢于维护自己的人格和人权;要有自由意识,力争政治上、思想上、民族上、经济上的自由,要讲公德,关心国家大事;要修明私德,增强民族团结;要有权力、义务思想,克服独善其身束身寡过主义;要有刚毅品质,去掉畏缩萎琐、自私自利、残忍狡伪、倾轧凉薄、混沌苟且的恶行恶德。批判了封建道德,全面论述了自己的道德主张。
管子传
梁启超著。成书于宣统元年三月(1909),收录于《饮冰室合集》第7册。全书共分13章,近6万字。序论、时代背景、管仲简历,共5章,约7500字。其余8章论述其政治、经济、政务、军事、教育等思想、政策、活动。全书的重点,在于论述管仲的法治思想与经济政策,这两章约有3.7万字。梁启超在写《管子传》之前,写了《王荆公》,为王安石作传。他在《王荆公·自序》中说,他对王安石非常佩服,所以要为他写传。“欲考熙丰新法之真相,穷极其原因结果,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简单而言,就是要借鉴王安石变法革新之经验。在《管子传·自序》中,他说管仲、商鞅、王安石是中国古代之伟人,在西方同期历史上,没有人能与之相比。但是,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商君荆公,为世诟病,……管子亦毁誉参半”。所以他要在写《王荆公》之后,写《管子传》,并且“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梁启超对管仲评价很高,他认为西方政治中讲的“国家思想”、“法治精神”、“地方制度”、“经济竞争”等,在西方也只是近二三百年的事,但在中国的春秋时代,管子就讲过这些东西。所以,他认为管子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而且“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梁启超在写法上,不时以当时流行的东西新学的名词术语、理论观点,对管仲的学说加以疏通证明,以便于理解管子的思想。梁启超在书中对管仲的思想,有许多精辟论述,至今对人仍有启发。《管子传》是研究《管子》与研究管仲其人的一部重要参考书。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袁世凯复辟，9月3日,梁启超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阐述了反对变更共和政体的观点，对袁氏意欲复辟帝制的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是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政治决裂，并揭开护国战争序幕的惊世之作。该文对杨度等鼓吹的君宪救国论提出了批驳。认为“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幡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文中引证大量史实说明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之不可逆,指责帝制复辟派“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贻国家以无穷之戚也”。该文坚持共和制,坚决反对帝制,给帝制复辟派以有力打击。
屈原研究
清末民初梁启超(1873—1929)撰。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有《饮冰室合集》已著录。在楚辞研究方面,他首先运用进步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研究,把楚辞作为形象反映生活的纯文学作品,在当时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是书为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学时的讲稿。全书共七节。第一节略考屈原的历史及其游踪。第二节论楚辞产生的背景,略论战国时期楚国华夏文化的组成及楚文化的特点,南北文化的融合,这些是产生楚辞的渊源。第三节分析屈原的思想感情,指出高尚理想与热烈情感之间的矛盾。第四节叙述屈原的政治斗争情况。第五节专论屈原的同情心。第六节讲对同情心刺激最烈者莫如祖国,故屈原终不忍去国,终至自杀。第七节论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评价甚高。有《饮冰室合集》本载第三十九卷,第十四册。
变法通议
清末鼓吹维新变法的政论著作。梁启超著。共14篇。自1896年8月陆续发表于《时务报》。其中《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和《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两篇发表于1898年12月及1899年1月《清议报》第1册、第2册、第4册。后统收入中华书局1932年版《饮冰室合集》,列文集第1册。本书以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并具体阐述了变法的途径。《变法通议自序》认为自然万物人类社会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指出“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论不变法之害》则驳斥反对变法的论点,指出变法是大势所迫,“变亦变,不变亦变”,“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变之权让诸人”,中国就受人束缚驱使,要求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因变致强”。《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更批判洋务新政,主张“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动学》、《学校余论》、《论译书》提出变科举、立学校、兴学会、译西书以开民智、育人才的具体意见。《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主张通过满汉通婚及取消满人特权等方法,消平满汉界限,“合种以与他种敌”。《论金银涨落》主张改革清朝钱法,实行金本位制。《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为戊戌政变后补记变法时期维新派提出的安顿守旧大臣的办法。文字朴实流畅,言辞犀利,充满爱国激情,深受知识界欢迎。发表后风行海内,影响巨大,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意大利建国三杰传
近人梁启超撰。一卷。主要叙述马志尼、加里波第、加富尔领导意大利资产阶级复兴运动的始末。于三人身世、经历、政治主张和活动叙述甚详。对马志尼组织青年意大利党采取教育与暴动并行、加富尔进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颇为称赞。成书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有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广智书局印本。
戊戌政变记
论述清末戊戌政变的历史著作。梁启超著。1898年12月起连载于《清议报》,1899年清议报社出版单行本,线装3册9卷,约11万余字。其后广智书局又出铅字排印本,内容基本相同。1936年中华书局收入《饮冰室合集》,列《专集》第1种,删去第5篇《政变后论》,将第6篇《殉难六烈士传》递为第5篇,内容也与清议报社本有异。1954年中华书局据《饮冰室合集》原型重印。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年重刊本据广智书局本印。第1篇《改革实情》记康有为被问用事及百日维新时期的新政上谕;第2篇《废立始末记》记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事;第3篇《政变前纪》分析政变原因,认为总原因有二:1.由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积不相能,2.由顽固派痛恨改革,并列举导致政变的12分原因;第4篇《政变正纪》记慈禧太后推翻新政惩治维新志士事;第5篇《殉难六烈士传》为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传。另附录《改革起原》、《湖南广东情形》和《光绪圣德记》3篇。本书发表时距戊戌政变仅3个月,作者又亲历其事,故保存丰富原始资料,如康有为《上清帝书》、梁启超《上陈宝箴书》、《保国会章程》及保国会演说等,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重要史料。由于作者当时的感情作用和政治需要,本书记载并非完全可靠,尤其对于光绪帝的所谓“圣德”及政变后的苦境渲染过分,使用时应认真鉴别。
瓜分危言
近人梁启超撰。四章。详述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掠夺铁路权、内河航运权、财权、兵权、用人权等中国主权的情况。成书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氏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出发,强调列强所以敢于瓜分中国,原因在于不变法图强。初刊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清议报》,后收入《饮冰室合集》。
戊戌六君子传
晚清梁启超所撰。作于清光绪二十四年。 梁启超生平传记见于前篇。戊戌政变以后，清廷大肆缉捕维新派，并将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等六人残酷杀害，此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梁启超感于此六人的慷慨牺牲，满怀悲愤地写成此书。 此书共分六篇，包括《康广仁传》、《杨深秀传》、《杨锐传》、《林旭传》、《刘光第传》以及《谭嗣同传》。
王安石传
该传记视角独特、思想新锐、论述严谨，令人耳目一新，启人心智，发人深省。王安石作为一位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上，饱受争议。古往今来对于他的评价有天壤之别，同时代的司马光、苏轼在不同时期也有过褒贬不一的论断。本书详细论述了王安石的时代、执政前后活动、军事功绩、新政成绩、家庭与交友、文学成就等几个方面，并以近代欧美政治为参照，透彻分析了王安石新法的成败得失；作“考异”十九条，力图还争议之中的王安石以真实面孔。
李文忠公事略
清末民初梁启超撰，共十二章，分别记述了李鸿章的军事、外文、洋务诸事及其投闲生活、轶事琐闻等。梁氏为晚清学术大家，长于史识，而所记皆为耳闻目睹，故极具史料价值。该书版本甚多，现据民国《满清野史四编》本标点整理。
新中国未来记
政治小说,五回,未完。梁启超著。初载《新小说》第一、二、三、七号,清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十月至二十九年(1903)七月出版。后收入1936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仅有前四回。虚构1962年举国同庆维新五十年大祝典之际，全国教育会长、文学大博士孔弘道登台演说中国近六十年史，勾勒《新中国未来记》蓝图，将维新事业归功于宪政党创立。由此回溯，叙述光绪壬寅年(1902)宪政党创始人黄克强、李去病赴欧求新学回国后，耳闻目睹外则列强侵凌，内则政治腐败，乃“发表政见，商榷国事”。后黄、李在归家奔丧途中，船阻香港，见外国水兵凌辱华人，便怒冲上去。故事就此中断，作者后终未续。“本书完全是反映当时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之作”(《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叙例》)，艺术表现上“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新中国未来记·绪言》)，但作为我国第一部政治小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关于小说理论的主张。初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连载于《新小说》。另有民国五年(1916)商务印书馆《小说零简》本、民国十四年中华书局《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本(均四回)。五回通行本有1960年中华书局《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本、1984年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晚清小说大系》本。
最近梁任公文集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 。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政見一：憲法問題之同意權與解散權。《臨時約法》規定，大總統任命國務員，須得参議院之同意，而参議院之能否解散，不著明文，其為不能解散，自無容論。於是同意權與解散權兩事，遂為將來制定憲法時之最大問题。全國言論界駁辦主烈，今更申析為斯衛……
欧洲文艺复兴史
本书依是蒋百里1918—1920年同梁启超游欧之后的思想产物，融历史、文化和艺术于一体，思想深刻，富有启发性。欧游之后的蒋百里，看到的是“万卉齐开，佳谷生矣”的盛景，认定中国必得走上“人之发见”与“世界之发见”的那条文艺复兴之路，因为此路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实为吾民族梦寐以求之曙光。书中提出的“人之发见，世界之发见”两点，正是“民主、科学”的生动注脚，符合时代精神。
德宗承统私记
罗惇曧（1871～1924），早年与梁启超等并为康有为高足，中年屡任要职，晚年纵情鞠部，与梅兰芳等过从甚密，有梨园掌故巨著《鞠部丛谈》。罗氏亦为清代野史掌故方面的大家，有关著述近二十种，《德宗承统私记》为记述光绪帝即位的稗史名作，民国年间被编入《满清野史续编》中，今据此标点整理。
一士类稿
徐一士撰。收文章二十四篇。内容以清末掌故为主,其中对肃顺、左宗棠、王闿运、梁启超、章太炎、柯劭忞、陈三立、段祺瑞、徐树铮、孙传芳等人轶事记述尤详。所记故事,或为亲身见闻,或为转录孤本,或杂录各种记载而予考证比较,可补充、校正正史之不足。
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所撰关于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著作。1892年(光绪十八年)在弟子陈千秋、梁启超等协助下开始编著，1898年正式刊行。共二十一卷。书中阐发“托古改制”理论。宣称《六经》皆孔子所作，是孔子假托古圣先王言行，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改革主张，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素王”。认为孔子改制的精义主要反映在《春秋》一书中，而《公羊传》则是阐释《春秋》的典籍。作者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需要出发，附会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解释历史发展趋势。认为“据乱世”即西方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民共主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这一划分并不科学，但确认历史不断进化发展，强调当时中国应由“据乱世”通过改革进入“升平世”，冲破了顽固派“敬天法祖”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思想，为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影响甚大。顽固派攻击该书“灭圣经”、“乱成宪”，要求清政府将该书毁版。
正仇满论
章太炎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刊于《国民报》第四期。为批驳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作。抨击保皇派拥立光绪,实行君宪谬论;论证革命并非“仇满”,梁氏反对革命,只是“忠爱”于光绪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