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芸小说
轶事小说集。梁殷芸撰。《隋书·经籍志》著录: “《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梁目三十卷。”其后,两《唐志》、《宋志》及《崇文总目》、 《郡斋读书志》等亦收录,均作十卷,除《新唐志》外,皆改称《殷芸小说》。宋时避宋太祖赵匡胤父赵弘殷讳改“殷”为“商”,故又称《商芸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此书“明初尚存”,亡于何时,未载。鲁迅辑其遗文一百三十五条,未加编排整理,不分卷,载《古小说钩沉》中。殷芸受梁武帝之命编撰的《小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文学典籍。其以“采辑旧文”的编撰形式收录了自“秦汉魏晋宋诸帝”至“宋齐人”六个朝代八百年间的异闻琐事,内容庞杂,包括地理、旧事、杂传、杂史、五行、道家等等,虽自《隋书·经籍志》始大多数学者都将其列入子部小说家类,但因其所辑条文性质的多样性以及直接以《小说》命名,故是书的“小说”性质历来为学者争论研讨的话题。
百喻经
全名《百句譬喻经》，《百喻经》为其简称。编撰者是古印度僧伽斯那，他从《修多罗藏》等12部经中辑抄出近百个寓言譬喻故事，藉以宣扬大乘教义，如因果报应、八正道、布施持戒等。译者求那毗地，中印度人，是僧伽斯那的弟子。他在南朝齐建元初年(479——482)来华，在建康(今南京)将《百喻经》译成汉文。此书在南北朝时曾一度被禁。鲁迅于1914年将此书校正断句，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舍金梓书100部，分赠友人。其后又对日本翻刻的高丽藏本与刻本进行校勘，纠其舛误。《百喻经》每则寓言之后，附有一段佛教训诫，语丝社社员王品青对《百喻经》加以校点，“爱其设喻之妙，因除去教诫，独留寓言”，使此书成为颇有文学价值的寓言作品。又因这部经末有“尊者僧伽斯那造作痴华鬘竟”之语，据此恢复旧称《痴华鬘》。鲁迅在为此书的题记中说：“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此于书1926年6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百喻经》原来只收九十八喻，鲁迅在题记中推测：“尝称百喻，而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二事也。”至于书名回复旧称《痴华鬘》，有多种解释。华鬘，即花环，印度教徒常给人戴在颈上以示祝福。痴华鬘，即给痴者戴上花环(书中多数故事是说愚人蠢夫的)，以祝福他们聪明颖悟，正符合编撰者启人心智的寓意。书中许多故事与中国寓言笑话相近，如《乘船失喻》与《吕氏春秋·察今》所载的“刻舟求剑”故事相仿。《医治脊偻喻》影响了明代江盈科《雪涛小说·催科》和清代石成金《笑得好》中的“医驼背”的故事写作，从中可以看出中印文化的交流。
永庆升平全传
清代白话长篇侠义公案小说合集。分《永庆升平前传》、《永庆升平后传》两种。永庆升平前传，清代白话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一名《永庆升平全传》、《永庆升平》。十二卷九十七回。不题撰人。据序知由姜振名、哈辅源演说,郭广瑞记录整理。成书于清光绪年间。永庆升平后传，清代白话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一名《续永庆升平》。十二卷一百回。题“都门贪梦道人撰”。贪梦道人即杨挹殿,福建人。成书于清光绪年间。绪二十年(1894)北京本立堂刊本,藏鲁迅故居;清光绪二十年(1894)上海书局石印本,藏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简青斋书局石印本,藏辽宁省图书馆。1988年宝文堂书店“传统戏曲、曲艺研究参考资料丛书”排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上海书局石印本,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十大古典公案侠义小说》丛书”排印上海书局石印本。小说以清朝初期镇压天地会八卦教的武装起义为主线，鲜明地表现出歌颂清王朝太平盛世、抨击农民起义的思想观点，宣扬了清王朝的“圣明”和“强盛”，儆惩人民不得“叛逆作乱”，以期封建统治长治久安“永庆升平”。
莺莺传
唐代传奇小说。又称《会真记》、《传奇》。1卷。元稹撰。《类说》卷28载《异闻集》收本篇,题《传奇》。《太平广记》卷488收本篇,题《莺莺传》而未注出处。《百川书志》、《宝文堂书目》因传中有张生《会真诗》,故著录为《会真记》。小说叙贞元中张生游于蒲,在普救寺中遇远亲崔氏母女。当时乱军抢掠,张生请所识官兵保护了崔氏及全寺,得见莺莺。后请其婢红娘传书送柬,几经波折,2人遂私下相爱。张生西去应试,互相仅有诗文往来,不久竟完全断绝音信。传中塑造莺莺形象很成功,写其美艳、有文才、受封建礼教束缚而又大胆追求爱情自主权的矛盾心理和行为,表现得曲折有致。张生“始乱之,终弃之”,骂莺莺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尤物”,完全是负心汉形象,文中却说“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后世人多同情莺莺而憎恶张生的负心,故对情节有改动和发展。宋人赵令畤〔商调·蝶恋花〕 10阕,金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元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都演此故事,足见其影响之大。研究者多认为传中张生即元稹本人的化名,其事为亲身经历,故叙述入微。不过今本《元氏长庆集》中无本篇。现存《虞初志》、《绿窗女史》、《唐宋传奇集》、《唐人小说》等书中所收本篇称《莺莺传》。《会真六幻》、《说郛》、《唐人说荟》、《唐代丛书》、《龙威秘书》、《无一是斋丛钞》、《晋唐小说畅观》所收,称作《会真记》。
玩偶之家
挪威易卜生的戏剧。1869年以后,易卜生开始以社会和家庭题材为主要内容的现实主义戏剧创作。这类剧被称为“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是其代表作。作者通过娜拉的婚姻问题,提出了当时挪威的伦理道德、宗教法律和妇女解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剧始,娜拉的婚姻看上去是幸福的,但却蕴藏着危机。几年前,为了给丈夫治病,她伪造父亲签名筹措了一笔钱,这件事她一直瞒着丈夫,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悄悄将这笔钱还上。但事不凑巧,海尔茂新近要辞退的职员正是掌握娜拉伪造签名证据的人,于是事情被揭穿,海尔茂顿时怒火万丈,痛斥妻子下贱无耻、毁了他的名誉和前程,并声言要剥夺她教育子女的权利。当事态意外得以平息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我没事了”。这件事使娜拉彻底认清了丈夫的自私虚伪以及自己在家庭中的玩偶地位,她毅然抛弃了这附庸地位,走出了家门,娜拉的独立精神与反抗意识为争取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妇女树立了典范。但如鲁迅所问:娜拉走后会怎样呢?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易卜生是无力回答的。
子虚赋
汉赋。 司马相如作。见于《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卷7。《子虚赋》开篇写楚国使者子虚出使齐国，应邀参加齐国国君的畋猎之后，遇到齐国大臣乌有先生与天子命官亡是公。于是，子虚向他们夸耀楚国云梦和楚王出猎盛况，以为“齐殆不如”。乌有先生听了不服，一面指责他不应“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一面又言称齐地辽阔，“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争而胜之。这篇赋写得虚实相间，铺陈有序。写云梦，先以“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总起，然后分写“其山”、“其土”、“其石”，接着又交代“其东”、“其南”、“其西”、“其北”;在“其南”又细分为“其高躁”与“其埤湿”，在“其北”中也分列“其上”、“其下”层层深入，丝毫不乱。又注重对称，使读者读之兴趣盎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针对《子虚赋》说：“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这篇赋写于司马相 如游梁时，写就后，传颂一时，以至汉武帝读过竟感叹不已，以为是古人杰作，说：“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而司马相如也正因此而被汉武帝所知。这篇赋虽然对楚辞有所模仿，但又能“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鲁迅《汉文学史纲要》)。故而《子虚赋》与其续篇《上林赋》同为汉赋的代表作。
皮子文薮
十卷。唐皮日休撰。此集是皮日休为了考试行卷而手自编定,他在序中说:“咸通七年(866)中,皮日休射策不上第,退归州东(今安徽寿县) 别墅,编次自己的诗文集《文薮》复将贡于有司。发箧丛萃,繁如薮泽,因名其书曰《文薮》焉。”共二百篇,为十卷。宋晁公武谓其尤善篇铭。今观集中书序论辨诸作,也多能原本经术。其请孟子立学科,请韩愈配飨太学二书,在唐人尤为卓识,不得反以词章目之。集中诗仅一卷。盖已见《松陵集》,不复重编,亦如《笠译丛书》之例。王士贞《池北偶谈》尝摘《鹿门隐书》一条,《与元徵君书》一条,均将世民二字句中连用,认为不避太宗之讳。此集有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平易通俗的语言,充满现实性、战斗性。尤其是政论小品文,在晚唐大放光彩。鲁迅在评价《皮子文薮》时,指出他“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皮日休以儒家正统的继承者为任,对以后理学家们影响甚大。后人对该书整理,现存之版本竟达十数种之多,《四库全书》所收的是浙江鲍士恭家藏本,共二百篇为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亦作十卷。
琴赋
古代艺术美学著作。三国魏晋嵇康撰。其美学观点认为,音乐“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强调音乐具有永恒魅力,无盛无衰,令人不厌不倦。高度赞扬音乐的感人力量:“纷淋浪以流离”;“奂淫衍而优渥”;“粲奕奕而高逝”;“驰岌岌以相属”;“沛腾遌而竞趣”;“翕韡晔而繁缛”。从重雅轻俗的美学思想出发,要求琴家保持“旷远”、“渊静”、“放达”的审美心胸,并阐述其声无哀乐的观点。认为音乐的各种现象变化,都由乐器的物质结构所形成,即由于“器和”、“张急”、“间辽”和“弦长”所产生的“响逸”、“声清”、“音痺”、“徽鸣”等现象,而乐器本身则总是保持其“洁净”、“端理”、“和平”的原貌。又从“怀戚者”、“康乐者”、“和平者”说明各种主观情感不同的人对于音乐的感受不同,而音乐本身仍只以“中和”来统物感人。其美学观点,反映了艺术走向自觉的时代,人们对于审美价值自身的高度评价,也是对于寓教于美的艺术文学观点的一种批判与背离。有戴明扬《嵇康集校注》,所据明黄省曾嘉靖乙酉年(1525年)仿宋刻本;鲁迅手校《嵇康集》影印本;《文选》李善注本;《嵇康·声无哀乐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年版;《中国古代乐论选集》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版收录。
剧秦美新
西汉扬雄撰。扬雄是由汉而入新朝的作家,他的《剧秦美新》即是一篇称颂王莽新朝的文字。 剧秦,是言秦代的灭亡之速;美新,则是称扬王莽的新政之美。文章主要是以秦朝尽坏旧典、实行暴政而灭国,西汉承袭秦制,不补阙失而国衰的教训作为反衬,通过与前代的比较来赞扬王莽推行新政的功德的。作为一种“美新”的文字,文章承袭了秦世刻石和司马相如《封禅文》的传统,自然是难脱后人所谓歌功颂德之评的,作者更因此而受到人格上的非议。但历史地看,王莽的改制固然有复古的成份,但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上的革新,其中自有值得肯定的内容和受人欢迎的一面。扬雄本来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他殚精竭虑地来写这篇《剧秦美新》,也未尝不是出于对新朝新政拥护的真心。如果摒除了论者头脑中隐然存在的正统观念,我们从中或可以看到王莽推行新政之初所受儒士们欢迎的情况。文章写得庄重典雅,结构严密而允当,自是鲁迅所说以文采而传的一类文章。
列仙传
古代神仙传记。西汉刘向撰。二卷。 向有《说苑》已著录。宋陈振孙等疑为出自东汉或魏晋方士之手,伪托向作。所记赤松子、黄帝、容成公、老子、吕尚、彭祖、安期先生、王子乔、东方朔、玄俗等七十位仙家事迹。起于赤松,终于玄俗,皆上古三代及秦汉时神仙。后人续补羡门高、刘安、老莱子等。文人多引为戏剧小说资料。明正统道藏本。《汉书·艺文志》无目。《隋书·经籍志》杂传类著录有两种,皆题《列仙传赞》,刘向撰。一作三卷鬷续,孙绰赞;一作二卷,晋郭元祖赞。唐以后史志均有著录,或二卷,或三卷,皆未题赞人。关于撰人,宋陈振孙,明胡应麟,清纪晓岚、杨守敬以及近人余嘉锡等,都对刘向提出疑议,或以为六朝人伪撰,或以为东汉方士假托,异说纷纭。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为“惟此外有刘向的《列仙传》是真的”,不是后人伪托。
搜神记白话文
志怪小说,东晋干宝撰,20卷。原书已佚,现在流行的本子是后人缀辑增补而成的,共收入大小故事464条。作者自称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给鬼神天命观提供例证而作,全书充斥着宗教迷信观念自不待言。但由于所录故事,包含着不少神话传说,有着积极健康的内容,是它的精华所在。象“盘瓠”的故事,就是古代蛮族关于本民族起源的推原神话,“蚕马”的故事就是一个用幻想解释桑蚕起源的优美动人的神话。《干将莫邪》反映了人民的反抗精神,《李寄》写出了为民除害的英雄事迹,《董永》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韩凭夫妇》、《吴王小女》则是为青年男女生死不渝的爱情唱的赞歌。这些故事篇幅不长,情节简单,但结构完整,行文曲折,富于变化,且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作为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搜神记》对后世文学艺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三国演义》、冯梦龙的“三言”、《聊斋志异》等小说从中吸取了不少材料。关汉卿的《窦娥冤》即取材于《东海孝妇》。鲁迅小说《铸剑》、《干将莫邪》,黄梅戏《天仙配》也都源于本书。此为搜神记白话文。
一年
现代长篇小说。张天翼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4月1日初版,列入“良友文学丛书”。收《后记》1篇。小说描写了官场社会中形形色色小人物的卑下势利及其幻想的破灭。书香门第出身的白慕易不甘于在乡村当一名裁缝,遂托在城里当录事的舅舅梁梅轩谋求职业。梁四处奔走为白谋得了文书上士的位置,但因为白没有正规的学历,被降为“传令下士”,整天与勤务兵为伍。接着,他又通过族兄白骏疏通当处长的刚舅舅的关节,得了录事的差事。从此白慕易做起了由录事的台阶往上爬的美梦,每当逢年过节都向刚舅舅送礼,而对被裁缺而赋闲的亲舅舅梁梅轩反倒产生厌恶,甚至连这位老人垂危之时,也因害怕承担丧葬费用而东藏西躲。不久,刚舅舅失去了处长的位置,白的幻想也成了泡影。于是他又投靠江湖骗子李益泰,并以候补县长的名义,与冒充某旅参谋长的李益泰一起倒卖鸦片。事发以后,他便投江自尽。自杀前,白慕易竟还留下遗书,要求妻子抚养小儿“上进,千万莫下流”。《一年》的出版广告曾指出:作品“极力描写着一班小官僚阶层由幻想而趋于没落的过程,心理的和动作的刻画,均表露尽致。有些地方,似乎很受鲁迅的《阿Q正传》的影响”,而作者“也很想写出象阿Q那样的几个没落社会的典型人物来”。
知堂文集
周作人著,1933年天马书店出版。1981年上海书店将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一影印发行。此书系周作人的自选集,收作者早期散文小品、诗歌、文学评论等44篇,书中附作者自序。关于“知堂”,作者在文集开篇即言:“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尔”。周作人早期散文有政论、随笔、杂感、记叙、游记、速写、书信、序跋以及文艺短论、读书札记等。在运用散文体式上,“小品散文”是其运用得最为自如的一种。其往往在即兴的形式中暗寓讥刺,文笔以平和冲淡为特色,造成幽雅淡远的意境。他在内容上着意表现返归自然,顺乎天性,自由率性而适度的生活情趣,而且在艺术表现上追求表现与隐蔽,倾泻与控制,放与收,丰腴与清涩,奇警与平淡……之间的微妙的平衡。由于20年代后期,周作人逐步由“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战士变成一个消极避世的隐士,不敢正视残酷的斗争现实,躲进书斋,因而其作品不免出现了一些消极倾向。近年来周作人散文的艺术价值逐渐为人们注意并加以重视,国内不断出版其作品及有关研究文章。岳麓书社出版的《知堂书话》、《知堂外文集》、《知堂序跋》、《苦茶随笔》、《风雨谈》、《苦竹杂记》等相继引起学者文人的重视。钟叔河在《知堂书话》序中称周作人文章为“上乘”。鲁迅在答斯诺问时,把周作人放在“最优秀的杂文作家”的首列。
玉君
中篇小说。杨振声著。1925 年由现代社出版。小说描写青年学生玉君与同学杜平夫相恋。玉君的父母不顾玉君心中已有所爱,硬要将她嫁给军阀师长的儿子做续弦,逼得玉君跳海自杀(后遇救脱险)。杜平夫出国留学时,委托林一存多方照顾玉君。林一存为成全玉君与杜平夫的爱情,割舍了自己童年时代与玉君有过的青梅竹马之恋,并严格压抑着自己时时泛起的对玉君的爱。但留学归来的杜平夫却对林一存与玉君之间的纯洁关系,乱加猜疑,妒火烧心,显得虚伪、狭隘、卑琐。小说揭露了家族制度与包办婚姻的弊害,控诉了礼教吃人的残酷性,针砭与否定了以新派面目出现而实则浸透了传统道德的虚伪人格,肯定了道德自我完善的处世态度。作品充满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主义思想倾向,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杨振声主张艺术“要忠于主观”,“把天然艺术化”(《玉君·自序》),《玉君》就是这一创作思想的产物。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评论说: “他先决定了‘想把天然艺术化’,唯一的方法是‘说假话’, ‘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于是依照了这定律,并且博采众议,将《玉君》创造出来了,然而这是一定的:不过一个傀儡,她的降生也就是死亡。我们此后也不再见这位作家的创作。”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古代小说研究专著。胡适著。作者从1920年起到1938年秋陆续写成关于《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镜花缘》等书的考证文字,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1942年由实业印书馆出版发行。1980年2月上海书店曾据实业版予以重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古典小说受到应有的重视,整理辑佚,挖掘研究工作日见增多。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即其一。书中收有作者关于《水浒传》、《红楼梦》、《三国志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和《镜花缘》等章回小说的考证文章,许多见地颇有开创之功。《红楼梦》自以钞本形式流传以来,评论研究之风即随之而兴,蔚为一时风尚,致使“红学”与“经学”并称,成为一门显学。“旧红学”多以附会之谈、索隐之说评价《红楼梦》,“新红学”则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为代表。胡适在此书《红楼梦考证》一文中对旧红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他运用杜威实用主义的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根据一些清代史料得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后四十回是高鹗补的”等一系列结论。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对《西游记》的著者和内容进行了研究,他否定《西游记》是元朝长春真人邱处机所作的说法。根据鲁迅提供的材料和查阅了大量的乡邦文献,胡适明确提出《西游记》的作者是明朝人吴承恩,使这一数百年的文学疑案得以澄清。关于《西游记》中的猴王孙悟空,胡适不同意猴行者是从中国传说或神话中演化出来的看法,认为:“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独成一家之说。
后水浒传
清佚名撰。四十五回。题“青莲室主人辑”。首有“采虹桥上客题于天花藏”的序，序后钤有“素政堂”、“天花藏”图章各一。书虽以“水浒”为名，实则叙南宋杨幺洞庭起义事。故事以燕小乙重游梁山为引子，承接宋江、卢俊义等被害死的前书，通过罗真人说破天机，指出宋江、卢俊义为首的梁山英雄(天上的星宿)又下界转生为杨幺、王摩等洞庭英雄。所叙三十七位好汉先是分头上了天雄山、君山、焦山、白云山，然后集中于洞庭大寨，统一于一个共同的领袖。使小说情节植根于官逼民反的现实社会生活中。故事的结局既不是投降，也不是被杀，而是走进轩猿井中集体升天。故事使宋江转生为杨幺，把历史上两次著名农民起义相连结，使小说主题更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有大连图书馆藏本，为郑公盾一九六五年以陈宽笔名在《光明日报》首次揭示。此前，不见于清廷查禁书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关于中国文学史诸著中亦均未提及。惟清康熙时人刘廷玑在《在园杂志》卷三里曾咒骂是书，方才为后世研究者留下一条线索。解放后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重印本，郑公盾校点。
圣朝鼎盛万年清
又名《万年清奇才新传》、《乾隆巡幸江南记》、《乾隆游江南》。章回小说。作者不详。八卷七十六回。叙清乾隆帝私访江南，收周日清为义子，结伴游历南京、镇江、苏州、松江、杭州等地。乾隆帝因有五宝衫护体，又得神人暗助，故每每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肃贪官、斩恶吏、除恶霸、去盗寇，所向无敌;同时察访民情、招贤纳勇。最后以高进忠等豪杰协助官府大破少林寺，乾隆回京，“四海胥安歌帝德”结尾。本书托史衍事，纯属虚构。作者笔下的乾隆既是无奸不察的“圣明”天子，又是除暴安良的侠客义士，这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忠君观念，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百姓的天真幻想。加之书中记述江南风土人情，又有浓厚的平话色彩，因而影响广泛，并成为戏剧和曲艺的重要题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该书归入晚清侠义小说之列，以为“历康熙至乾隆百三十余年，威力广被，人民慑服，即士人亦无贰心”，“心悦诚服，乐为臣仆”，故产生此类作品。前四卷四十四回有光绪十九年(1893)上海英商五彩公司石印本、光绪二十二年上海书局石印本，八卷七十六回足本有民国间上海共和书局本、民国间广益书局石印本。近有1986年江西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海上花列传
又名《青楼宝鉴》、《海上青楼奇缘》，中国近代长篇小说。韩邦庆撰。初刊于作者自编文艺刊物《海上奇书》，自1892年2月至10月共出14期，刊28回，1894年出版单行本。1982年人民文学社重新排印出版。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别号太仙，自署大一山人，又署花也怜侬，松江(今属上海)人。曾于河南为幕僚，1891年赴京应试，未及第，遂归上海，任《申报》撰著，偶为作论说。殁后诗文无存，以本书著名，另有文言短篇小说集《太仙漫稿》行于世。本书为用吴语写作的长篇小说，系吴语文学中长篇小说的第一部。书写婚姻题材，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由农村来上海后为生活所迫的遭遇和经历为线索，反映了旧上海十里洋场的黑暗与腐朽的一面。书中赵朴斋因狎妓而落得贫困不堪，后只能以拉洋车为生;赵二宝沦为娼妓，又别有一番悲惨的遭遇。书中画面虽多为妓院生活，但通过对出入于妓院的官僚商人和地痞流氓的描写，成为旧上海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一个缩影。作品文笔雅洁，结构巧妙，铺叙故事和塑造人物的手法都有出新，个个妓女写得逼真传神，活灵活现，且对话全用苏州话，颇有特色。本书当时即广被传阅，且甚为学人所重。曾作为“沪娼研究书目”。胡适、鲁迅等都给予本书很高的评价。
义盗记
短篇小说。吴趼人著。载《月月小说》第三号，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出版。此篇颇类似乎一则文言笔记，记山东一个被捕的盗贼，直供求死，拒绝反正充当引线出卖“兄弟”，说是“卖兄弟，不仁;贪功以偷生，不义;伪为投诚而无可破获，不信;某宁死不为也”。在死之前夕，他只要求叩别老母，又从老母处取回无主赃金千两，交官府“速以此倡设警察;警察严，则盗自匿迹，无烦缉捕矣”。然后从容就刑。在吴趼人眼中，这自是一种“义举”，主人公也便成了“义盗”。篇末有一段“趼人氏曰……”，感于“叔季之世，道德沦亡;富贵热中，朋友道丧”，而独独这一个盗贼却是“义侠而明”，岂不令他发出“天壤间其犹有人乎?道德其犹未尽亡乎”的感慨!“君子读此，当亦为世道人心一恸”。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评吴趼人“其大要，则在‘主张恢复旧道德’(见《新庵译屑》评语)云”，此篇即是明证。
玄中记
又名《郭氏玄中记》，清人避康熙玄烨讳改名《元中记》。志怪小说集。晋郭氏著。或谓郭氏即东晋郭璞。始著录于《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崇文总目》地理类著录一卷，不题撰人。《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仙家类著录同，但注云“阙”。所记皆四方异闻奇事，包括伏羲、女娲、颛顼、刑天等远古神话故事，狗封、丈夫、扶伏、化民等远国异民传说，具区泽、黄池穴、沃焦山、炎火山、东海大鱼、昆仑巨蛇、西胡日及牛、荆州乌臼树、天竺金指环、大秦五色颇黎等山川动植、异域物产，以及树精、鼠精、蝙蝠精、蟾蜍精、山精、水精、金精、玉精等精怪。叶德辉《辑郭氏玄中记序》称其“恢奇瑰丽，仿佛《山海》、《十洲》诸书”。然多为片断，除“桃都山”、“姑获鸟”、“狐妖化人”、“秦王置旄头骑”数则较具情节，大都缺乏故事性。今传皆辑佚本，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十种古逸书》本、《汉学堂丛书》本、《观古堂所著书》本、鲁迅《古小说钩沉》本等。鲁迅辑本凡七十一则，较称完备。然明杨慎《丹铅总录》卷四引“黄帝臣”一则尚未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