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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体文钞
骈体文选集。编选者李兆洛是一位擅长考据的学者,精通音韵乐律、史地历算等。当时,桐城古文风行于世,唐宋八大家成为众望所归的文章典范。但骈文作者代不乏人,乾嘉之间甚至有“骈文八大家”之称,其中著名者如袁枚、孙星衍、洪亮吉、孔广森、汪中等,无论从才气上,还是从学力上,都足以睥睨桐城古文。加上还有阮元这样“总督”级别的文臣为其摇旗呐喊,骈文在清代中期号称“中兴”。但是,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问世后,桐城古文大出风头,被许多人视为文章的“正宗”。李兆洛有感于此,就动手编选了这部《骈体文钞》,以向读者展示骈文的魅力。从篇幅和体例上看,《骈体文钞》与《古文辞类纂》旗鼓相当,都是中型选本。它选录秦至隋末的骈体文七百七十四篇,分为上中下三编,每编又按文体分类编排。显然,《骈体文钞》侧重在追溯骈文在唐代以前的传统,以向读者证明骈文曾经有过的辉煌,从而来与桐城派所标榜的从唐宋八大家至归有光、方苞等人的古文传统抗衡。在这种文体之争的背后,其实有着更深刻的思想背景。一般而言,古文与“载道”的传统有不解之缘,而骈文则与追求美文学的风尚有关,两派互为消长,便构成了古代文坛上特有的景观。不过,李兆洛所谓的“骈体文”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他有位学生发现《骈体文钞》居然将贾谊《过秦论》、司马迁《史记·自序》、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诸葛亮《出师表》等散体文都网罗在内,名实不符,建议老师改一改。李兆洛当即回信教训这位学生说:你难道没有看过我在书前写的序言吗?我在那里明确说过,唐代以后才有所谓“古文”之名,秦汉以上文章都是“骈体”。也就是说,李兆洛所谓的“骈体”,并非通常意义上的“骈四俪六”即特指六朝以后讲究声律对偶的文体,而是泛指采用偶句的一切文体,包括诸子散文,其目的是想跨越古文和骈文的鸿沟,“欲合骈散为一”,这是阅读此书时应该加以注意的。
历代建元考
清钟渊映撰。收录了自汉武帝到明代的各政权年号，十卷。张之洞在《书目答问》史部中有记载，说记载年号的书，李兆洛的《纪元编》最简便，叶维庚的《纪元通考》最详细，而《历代建元考》是早于两书的著作。初期有守山阁本，金壶本。民国30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
盛京疆域考
历史地理著作。清杨同桂、孙宗翰辑。1902年成书。六卷。同桂有《沈故》已著录。宗翰字筱藩,山东黄县人。是书为杨、孙二人在海龙厅(今吉林海龙)为官时,参考史书记载,对历代东北建置析疑订误辑成。光绪二十八年(1902)刻印成书。约五万字。以正史地理志为纲,参考了李兆洛的《历代地理志韵海今释》、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顾祝禹《读书方舆纪要》编辑而成,详考盛京之地理,考证中涉及满族兴起时之史事尤多。有《辽海丛书》本传世。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中国清代民族史专著。祁韵士编纂。乾隆五十四(1789)完成，以“钦定”形式用汉、满、蒙三种文字颁行。著录于四库全书。祁韵士(1751—1815)，字鹤皋，一字谐庭，另号筠渌，晚年又号访山，山西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中进士。5年后充国史馆纂修官，仕途坎坷。嘉庆十年(1805)被发戍伊犂，历时3年。晚年先后在兰州主讲兰山书院，在保定主讲莲池书院。除编纂了本书及《西陲总统事略》外，还著有《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西域释地》、《西域行程记》、《万里行程记》等。本书120卷。卷1—16为表，卷17—120为传。包括清朝前期之漠南、漠北、漠西蒙古诸部，回疆诸部、西藏的重要人物近300人，仿《史记》的记传体例，“先以年月编次，条其归附之前后，叛服之始终，封爵之次第，以为纲领，而后分标各藩之事迹而为之传”。(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5《外藩蒙古要略序》)是作者仿《资治通鉴》编年体的《皇朝藩部要略》相为表里的姊妹篇。本书翻译检阅了存放于国史馆的大批满文档案资料和满文标注地图。由于资料翔实、考订严谨一直为研究者所推崇，其影响也波及国外。苏联蒙古史学家В.Ф.符拉基米尔佐夫(ВЛАДИЦМИРЦОВ)在《蒙古社会制度史》中认为此书“对16—17世纪蒙古情况的研究是有很大参考价值的”。
报任安书
散文。又名《报任少卿书》。西汉司马迁作。关于本文写作背景,汉代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关于本文的抒情特色,后人多有评论。梁代刘勰曾用“志气槃桓”来评论此文(《文心雕龙·书记》)。明代孙月峰评论说:“直抒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执升说:“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序自己著书垂后之意。回环照应,使人莫可寻其痕迹,而段落自尔井然。”(同上)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说:“此书反复曲折,首尾相续,叙事明白,豪气逼人。其感慨啸歌,大有燕赵烈士之风;忧愁幽思,则又直与《离骚》对垒,文情至此极矣。”李兆洛说:“厚集其阵,郁怒奋势,成此奇观。”(《骈体文钞》卷十九)本文是司马迁写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文中通过回答任安关于自己不能“推贤进士”的指责,申述了自己因为李陵主持公道而获罪被刑的不幸遭遇,抒发了内心极度的愤闷和痛苦之情,揭露了汉武帝不辨忠奸、肆虐专横的本性和当时上流社会的冷酷,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比较进步的生死观,并表现了他为实现自己的著述理想而甘受凌辱、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这对于了解司马迁的生平和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文中还提到古代一些圣贤发愤著书的例子,指出了作家的生活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这对后人也有很大启发。从写作技巧上来说,本文结构严谨,层次清晰,借题发挥。回环往复,议论、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格调激愤劲健,沉郁浑厚,语言精炼简洁,流畅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