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词

词别集。清纳兰性德著。五卷。另补遗一卷。作者原有《饮水词》、《侧帽词》、《通志堂词》等词集，康熙间顾贞观等为之编订刊行。道光十二年(1832)汪仲安据顾本等汇抄二百七十余阕，按体编次，并附词评、词话，分为五卷，光绪间仁和许增刊入《榆园丛刻》，又加入《补遗》一卷，更为完备。此后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中华书局排印《四部备要》本，民国二十六年商务印书馆排印《丛书集成初编》本，民国二十六年重庆正中书局《饮水词笺》本，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本。198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之《饮水词》，则以《通志堂集》为基础，并参照康熙、乾隆、嘉庆间各种刻本进行校勘并补辑而成，是性德的词作汇编，共收三百四十八首，并附有关性德的传记、评论、年谱等资料，为今最足之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了《纳兰词笺注》五卷，附补遗等，为迄今唯一的纳兰词全注本。

通志堂集

诗文别集。二十卷,其中诗四卷。清纳兰性德撰。性德享寿虽短(仅三十一岁),但其生前已刊刻有《饮水诗集》二卷、《饮水词集》三卷,为顾贞观所选定。此本未标明刊刻年月,而贞观自清圣祖康熙二十三年(1684)离京返乡不复出,性德卒于康熙二十四年,是知此本必定于其生前。性德卒后,其师徐乾学受嘱编其全集,序云:“余里居杜门,检其诗、词、古文遗稿,太傅公所手授者,及友人秦对岩、顾梁汾所藏,并《经解小序》,合而梓之,以存梗概,为《通志堂集》。碑志哀挽之作,附于卷后。”此集按五七言、古今体顺序编排,共录五古一百一十首、七古九首、五律十八首、七律二十九首、五排三首、五绝八首、七绝一百二十六首,凡三百零三首,是纳兰所有诗集中录诗最多者。此编刊于康熙三十年。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此本影印出版。纳兰诗较平庸,故不如其词集屡有刊刻。合刻诗、词者有清宣宗道光(1821—1850)年间张祥正校刊本,收诗、词各一卷。另《粤雅堂丛书》、《万松山房丛书》中亦收有合刻纳兰诗词集。

礼记集说补正

三十八卷。清纳兰性德(1655－1685)撰。性德字容若，原名成德，世多称成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纳喇氏，明珠长子。康熙进士，由三等侍卫迁至一等。善诗古文辞，尤工于词，以词闻名于世。晚年潜心经史，广求宋元诸家经解，辑刻《通志堂经解》、《删补大易集义粹言》、《通志堂集》、《词韵正略》、《纳兰词》等。是书因陈澔《礼记集说》舛误太甚，故而为之条析缕辨。凡澔所遗者谓之补，所误者谓之正。所补所正皆先列经文，次列澔说，然后援引考证以显其失，而无所补正者，则经文与澔说均不采录。多以宋、元、明人之论及郑注、孔疏为据，补正浩说。是书大约十之三四考训诂名物，十之六七辨义理是非。因澔注多为义理，故补正多为随文驳诘。凡澔说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颇为详核。然性德之《补正》亦失于爱博嗜奇，往往泛采异说，反使征引蔓延于《集说》补正之外。然此书综核众论，正本清源，条缕分明，所指摘处，切中者十之八九，是为读澔说之不可缺者。此书本嘉兴陈元辅撰，见《方望溪集》及《陆清献日记》。有《通志堂》本，续经解本。

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

八十卷。清纳兰性德(1655—1685)编。相传其稿出自陆元辅，性德死后，徐乾学刻入《九经解》，才取性德的名字。性德原作成德，字容若。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四年(1675)进士。官至乾清门侍卫。有《纳兰词》，《通志堂集》等。此书将宋代陈友文《大易集义》，方闻一《大易粹言》二书合编为一。陈友文书本六十四卷，所收集的诸儒之说共十八家，加之没有姓名者两家。《粹言》原书七十卷，所收集的前人《易》说共七家。用二书校对，除却重复者以外，《集义》、《粹言》引用的实际上至多只有十一家。《粹言》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而《集义》则到上经下经为止，故所引未能全备。性德从十一家书中择取其论《系辞》各传，补充所缺内容，与《粹言》合为一编。又删去繁复芜杂之处，勘成此书。今《粹言》尚有传本，《集义》则流播较少，幸赖此书而存其大概。书中理数并陈，不专主一说，宋儒微义，实际已略备于此。李衡删房审权之书，俞琰钞李心传之说，并以取精撷要，有胜原编。此书之作，其功劳亦相差不远。收入《四库全书》，有通志堂本。

春秋传

十五卷。刘敞撰。此书皆节录三传事迹，断以己意，以释《春秋》。其褒贬义例多采《公羊》、《穀梁》之说，《四库提要》批评其“不免于胶固”。此书所用经文杂采三传，不主一家，又以经传连书，不加区别，容易产生混淆。且主观随意，往往窜改三传字句。如《左传》“惜也，越竟乃免”句，后人一般认为此非孔子之评语。刘敞为了证明此乃孔子语，遂改为“讨贼则免”而仍以“孔子曰”冠之，首开宋代窜改经传之风。虽然如此，后人对刘敞的《春秋》经传之学仍推崇备至。此书所附清纳兰性德《序》称：“后林叶氏谓庆历间欧阳文忠公乃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刘原父虽出其后，以通经传自许，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书》凡例，多问《春秋》于原文。又曰，原文为《春秋》，知经而不废传，亦不尽泥传，据义考例以折衷之，经传更相发明，虽间有未然，而渊源已正。今学者治经不精，而苏、孙之学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刘以难入，或诋为用意太过，出于穿凿。彼盖不知经，无怪其然也。……晁公武谓刘氏《传》如桓无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类，皆古人所未言。诸公推服原父者若此。”此书当时未有刻本，最早的版本是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周礼订义

八十卷。宋王与之撰。王与之生卒年不详，字次点，南宋温州乐清(今浙江乐清)人。曾从陈松溪学六官要旨。任宾州文学，泗州通判等。此书是淳祐二年(1242)行在秘书省准敕访求书籍时牒温州所得，特补一官授宾州文学，后终于通判泗州。书前有真德秀序和赵汝腾后序。赵汝腾称，真德秀殁后王与之又删繁取要，由博得约，此书“精粹无疵”。《周礼订义》采录旧说共五十一家，唐以前为杜子春、郑兴、郑重、郑玄、崔灵思、贾公彦六家，其余四十五家均为宋人，资料博详，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以当时诸儒为主，前儒古义仅特为附存而已，实际是取宋人的学说。解经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言义理者多，考典制者少。其注《考工记》，认为《冬官》不亡，与宋俞庭椿《周礼复古编》观点一致，但俞庭椿易改经文，王与之仅持其观点而不移改经文。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极为不满，当谈及邱葵《周礼》序中讲，王与之作《周官补遗》、《周礼》之六官全，而此书无此补遗，不知因何时说，“然凭空臆改经之说，正以不存为最善，因无庸深考也”，颇为偏激。认为《周礼订义》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义，则颇中肯。然而，宋时四十五家之书，已佚十之八九，是赖以《周礼订义》而得以流传，可见其对宋文献功不可没。版本有：宋刻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乾隆间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

考工记解

二卷。宋林希逸撰。林希逸生卒年不详，字肃翁，号竹溪，又号鬳斋，福清(现福建福清东南)人。官至考工员外郎，善画能书。除着有《鬳斋考工记解》外，还有《易讲》、《春秋正附篇》、《老、庄、列三子口义》、《竹溪稿》。西汉河间王刘德取《考工记》补《周礼》，《经》与《记》合为一书，然释《周礼》者仍分别释之。唐有杜牧《考工记》注，宋有林希逸、林亦之、王炎诸家解，现仅存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此书以浅显易懂之笔，解《周礼》、《考工记》，并附有“三礼图”参照。宋儒研究《周礼》必攻汉儒，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多与郑玄《周礼注》相违背。然其解“倨句一矩有半”等仍用郑注。不足在于对古器制度考据不详，多有与古器制不符合者。清戴震《考工记图》、程瑶田《考工创扬小记》则更详。《周礼》经文郑注皆古奥，贾疏又浩博难详，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浅显易明，无图不显，便于阅览，初学者易于寻求，是较通俗解本。研究《周礼》者，多用其书。版本有：清抄本，藏北京图书馆；明朱墨印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乾隆年间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

周礼详解

四十卷。宋王昭禹撰。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昭禹未详何人。王与之作《周礼订义》，类编姓氏世次，将王昭禹列于杨时之后，并记其字光运，其它皆不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王昭禹应为北宋末徽钦时代人。《周礼详解》皆宗王安石《周官新义》，并多引其《字说》，“五官”皆不载《叙官》。其中有与王安石一致的，如解：“匪颁之式”、“惟王建国”、“鲍鱼”、“”、“司徒”，皆宗于王安石《字说》。也有与王安石不一致的，如在阐述《周礼》旨义上，解“泉府以国服为之息”，则与当时社会有所隐喻。有纠订旧注之误者，如“载师里布屋粟”，则不从前儒，属新发之说。亦有解前人未发之言者。宋陈振孙《书录解题》对其多引王安石《字说》深为不满，则与宋政事有关，颇为偏颇。总体而论，《周礼详解》虽在文字训诂上，宗于王安石，但经文诠释却能自辟新径，不囿前人之说，多有发明，于《周礼》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后世学者如宋王与之《周礼订义》、林之奇注《周礼》释《周礼》多引其说。朱申作《周礼句解》，则从其“五官”，不载《叙官》之体例。版本有宋刊本、钞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周官新义

十六卷。附《考工解》二卷。北宋王安石撰。《周官新义》是王安石为变法而对《周礼》所作新解之书，原着二十二卷，今存十六卷，《附考工记解》二卷，录自《永乐大典》。宋晁公武《读书志》载，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周礼》、《尚书》、《诗经》，皆本王安石经说。王安石与其子王雱及吕惠卿等重注三经，不用先儒传注，多以己意解经，时称《三经新义》，颁之学官。书成后遭反变法派如司马光、文彦博、吕诲、程颢、程颐、苏轼、苏辙、晁说之、胡安国、胡宏等攻击，甚至谴责王安石及《周官新义》导致北宋灭亡。《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王安石鉴于“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又惧富强之说，必为儒者所排斥，于是附会经义，以钳儒者之口，实非信《周礼》为可行”，颇为中肯。《周礼新义》训诂多违六书之义，难免割裂经义，牵强附会。其训诂字义，颇为穿凿，但总体以经诠义，发挥经义，仍不失为儒者之言。如解“八则之治都鄙”、“八统之驭万民”、“九两之系邦国者”，皆有发明。对后世研究《周礼》者有一定参考价值。宋王昭禹《周礼详解》、王与之《周礼订义》以及林之奇、陈友仁注《周礼》多据其说。清《钦定周官义疏》，亦不废用。其《考工记解》据晁公武《读书志》记载，非王安石之作，乃郑宗颜辑王安石《字说》所补。《中华儒学通典》认为“《考工记解》在内容上多与《字说》相类似文字，而其题款亦一直为王安石，即使真为郑宗颜所辑，则所辑内容亦必为王安石所撰无疑”，颇有道理。版本有河南刻经苑本，明万历刊本、墨海金壶本、粤雅堂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周礼句解

十二卷。宋朱申撰。朱申生卒、事迹无详考。《江西通志》记载有朱申，字继宣，宋太学生。又有李心传《道命录》，有淳祐十一年(1251)新安朱申序，其结衔为朝散大夫，知江州、军州，兼管内勤农营田事，似为二人。朱申《周礼句解》逐句诠释经文，大致根据郑玄《注》、贾公彦《疏》，约括其义，显易其解。其中所见有与《注》、《疏》不同的，如解“太宰之职”；也有力主《注》、《疏》而曲为引证的，如解“大司徒诸公之地”；至于《注》、《疏》之疑不能定的，皆缺而不载。不足在于，《序官》是《周礼》纲领，朱申以其赘而删之，略显简陋，与《周礼句解》体例相违背。朱申《周礼句解》循文衍义，不失严谨，体例完备，全文诠释、较少渗入个人主张，态度平和，言辞简洁，是诠释《周礼》较好的一部书。《周礼句解》版本有：明初刊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正统刊本；永乐刊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道光九年(1829)陈金鉴刊本。

周礼复古编

一卷。宋俞庭椿撰。除着有《周礼复古编》外，还有《北辕录》已佚。“周官补之”之说，创于南宋初年。俞庭椿认为：《周礼》司空之官，多散于五官之属，《冬官》不亡，特错简置五官之中，因割裂颠倒，以足其数，遂着此书以考六官之讹误。《周礼复古编》认为五官所属皆六十，不得有羡，羡者皆取以补《冬官》，对此，后人多不以为然，责备此说凿空臆断、谬妄无据。又认为《天官》世妇与《春官》世妇，《夏官》环人与《秋官》环人，为一官职重复，应省而并之。对此《四库全书总目》驳之曰：“其说似巧而其谬尢甚”，认为二世妇与二环人职掌各殊，并以序官考之，其驳较为正确。总之，尽管《周礼复古编》观点有所偏颇臆断，但其不固成见，开了《周礼》研究复古学说的先河，创《冬官》不亡的新学派，对后世颇有影响。元代邱葵，吴澄研究《周礼》则沿用俞的学说。直至明末，此学派仍存。清儒对此极为不满，《四库全书总目》说“故特存其书，着窜乱圣经之始，为学者之炯戒”，《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认为“着变乱古经，自是人始也”，未免偏颇。复古学说在《周礼》研究上有一定地位，对促进理学发展有一定影响，《周礼复古编》在学术上有参考价值。此书，《宋志》载三卷，《四库全书》中为一卷，标为陈友仁编，为陈友仁订正《周礼集说》将此书附于其后。版本有：明刊本、淡生堂余苑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补《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周官总义

三十卷。宋易祓撰。易祓，字颜章，号山斋，湖南宁乡人，淳熙进士第一，诏事苏师旦，历官礼部尚书，师旦败，贬死。生平着述颇多，除着《周官总义》外，还有《禹贡疆理记》、《易学举隅》、《周礼释疑》、《汉南北军制》及《山斋集》等书。《周官总义》，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不载，只有宋赵希弁《读书附志》着录，称宋许仪为之序，刻于衡阳，现衡阳本已佚。仅《永乐大典》尚载《天官》、《春官》、《秋官》、《考工记》，而《地官》、《夏官》已佚。《四库全书总目》馆臣从《永乐大典》中汇合四官编次成卷，《地官》、《夏官》则从宋王与之《周礼订义》中引以补其亡，为三十卷，以存其书，《四库全书总目》认为虽不是完整卷，但已得原书十之八九。《周官总义》对经义很有考据，于职方氏之地理山川尤为详悉，研索经文，断以己意，较有新义。书中观点与先儒有异同，如论“大宰九赋”、“九庙九献”、“肆师之祈珥”、“辀夫之四旗”，立论虽与先儒不同，但并非杜撰，皆以经释经。而“内宰”二事、“酒正式法”则出自新义。其不足在于大抵多引经证经，或有所附会。《周官总义》对经义考证详实，反映了宋儒研究《周礼》之水平，对后世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版本有：路有钞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书仪

十卷，宋司马光(1019－1086)撰。司马光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后人称司马温公，陕州夏县涑水乡(现属山西夏县)人，着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潜心研究儒家学说，创立涑水学派。平生着述颇丰，除《书仪》外，还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司马文正公传家集》(亦称《温国文正公文集》)、《通鉴考异》、《稽左录》、《家范》、《独乐园集》。宋以前以《书仪》为名研究《仪礼》者较多，司马光《书仪》之名，沿用旧称。《书仪》反对王安石“新学”，尽力尊崇郑玄注，不但对郑注之误少有驳正，并进行附会，不免显牵强。然全书诠释古礼非常详细，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相比，更为详确。朱熹评其“《祭礼》只是于温公《书仪》内少增损，”又说“二程与横渠(张载)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颇为准确。《四库全书总目》称之为“礼家之典型”亦不为过。司马光《书仪》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陈详道《礼书》代表了宋礼学研究之最高水平。版本有宋绍熙三年(1192)刊本、明刊本、学津讨源本、广东刊本、日本芳春楼刊本、清雍正元年(1723)汪亮采影宋刊本、同治七年(1868)江苏局刊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清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仪礼集说

十七卷。宋敖继公撰。敖继公字君善，长乐(今广东五华县)人，后居吴兴(浙江乌程县)。宋咸淳进士，对策忤时相，竟归而不仕；入元，赵孟頫尝从其受业。敖继公邃通经术，动循礼法，官信州教授。《仪礼集说》成于1301年，书前有自序，称郑玄《仪礼》注，糟粕多精华少，删去与经不符的，意义又未足，则取疏记或先儒之说以补之，又未足，则附以自己见解。并怀疑《丧服》一篇违悖经义，非子夏作。郑注简约古奥，贾疏则繁，《仪礼集说》依《仪礼》十七篇各为一卷，对郑玄注都有所取，对不取的不攻驳。敖继公逐字逐句研求，务畅其旨，对《仪礼》有所发挥。卷未各附《正误》一篇，考辨字句颇详。《丧服》一篇以其兼《释记》文，作于《记》后，怀疑为郑玄散附《经记》之下，而设移其原秩序。《仪礼》十三篇之《记》，朱熹《经传通解》皆分属经文条条之下，敖继公则认为诸篇之《记》，有特为一条而发者，有兼有两条而发者，有兼为数条而发者，也有于《经礼》之见别见他《礼》而发者，故不移摘其文，恐失《记》之意。敖继公治学严谨，对前儒有所怀疑，既不废其言，又不发无据之言，对后世研究《仪礼》有参考价值。版本有元版大字本、陆有元刊元印本、元大德刻明修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明政化程敏政刊本；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元大德刻明修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本；清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修补本；清抄本。

礼经会元

四卷。宋叶时撰。叶时生卒年不详，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淳熙十一年间(1184)进士。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历任吏部尚书，理宗初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卒谥号文康。《礼经会元》以概括《周礼》而立论，共一百篇。除第一篇总序泛论《礼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佚外，其发挥经义实为九十七篇。其中《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附以图，由于刊本错乱，“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为“乐舞”之图，“祭乐”之图移于前幅。《礼经会元》体例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略同，议论多互相矛盾，从内容上看，《太平经国》所论庞杂，《礼经会元》则无此疵。叶时受当时疑古风影响，极力驳贬前儒而立己说，如“注疏”一篇，认为刘歆诬《周礼》，基本承先儒旧论；“补亡”一篇，认为《冬官》散见五官，与俞庭椿《周礼复古编》观点相同；至于认为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是多余的，汉武帝不信《周礼》，由此一篇，则无根据；又驳难郑玄所注深害《周礼》，诋其不该用纬书注《周礼》以及用《国语》注“分野”等，则过于偏颇。其必欲复封建、井田、肉刑则显与时事不合。然总体而论，叶时的《礼经会元》对《周礼》概括基本准确，较为可取，《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大旨醇正，多能阐发体国经野之深意”，是后世研究者研究《周礼》的一部有价值参考书。《礼经会元》版本有：元刊本，藏于南京图书馆；明嘉靖萧梅林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元至正杭州路儒学刊本，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元至正藤花榭刊本；汪氏丛刊本；陆有元刊本；明初黑口本；陆子全书本；明复刊元至正本；洞庭席氏刊本；清许元准刊本；乾隆桐柏山房刻本；乾隆间写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春秋权衡

十七卷。刘敞撰。今文经学家认为《公羊》与《左氏》、《穀梁》异者有三：一是“据百二十国宝书而作”，二是“张三世”，三是“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刘敞不赞这些传统的意见，并在此书中逐条批驳之。《春秋》经传记时或有不同，先儒对此意见不一，刘氏对此则创新说。如隐公六年《经》“冬，宋人取长葛”，《左传》作“秋”。刘氏不同意杜氏“秋取冬来告”之说，认为经传不一之原因，大多是由于《左传》杂采当时诸侯史策，而这些史策有用夏正者，有用周正者，错杂文舛，往往而迷。这一新的解释给清儒以很大的启迪，顾栋高、赵翼等人正是受此启发而对《春秋》经传日月不同之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而刘氏此说亦为现代大多数学者所接受。此书虽旨在批评三传及其注，但能依经立义，与孙复等人以意为断盖不相同，颇得“征实”之誉。清纳兰性德《序》云：“今观《权衡》之作，折衷三家，旁引曲证，以析经义。真有权之无失轻重，衡之得其平者。”而刘氏本人对此书亦自视甚高。其《自序》称：“《权衡》始出，未有读者。”又云：“非达学与通人，则亦必不能观之。”后叶梦得作《石林春秋传》，对义疏多所排斥，尤其诋毁孙复《尊王发微》，批评其“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但叶氏对刘敞却特别推崇。此书与其《春秋传》、《春秋传说例》、《春秋意林》于宋哲宗元祐时被旨刊行。现存宋刻本、康熙纳兰性德《通志堂经解》本、同治粤东书局重刻通志堂本。

第二性

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文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著,1949年出版。本书以十分坦诚的态度,大胆而深入地探讨女性的人生和地位。指出妇女之所以屈从于男子,成为男人的第二性,是由长期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力量和传统势力造成的,而不是由女性先天的特质决定的。因此,任何人都不应阻止妇女选择独立自主的、真正体现自己价值的生存方式。论证了身体的构造不能决定人命运的观点,指出作为自然人的男性与女性的差别,包括某些已被人们公认为常理的差别,都是荒谬的成见,是历史上男女不平等的产物。在西方社会中,虽然妇女权利得到法律承认,但只是抽象意义上的权利,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妇女的权利常常被传统习俗所限制。作者颇有见地的提出了妇女运动的新战略:必须重新分析女权运动,坚决摒弃迄今为止两性之间无价值的争论,切实有效地提高全体妇女的自主意识,打破一切社会成见及自身的心理偏见,争取完全独立和男性完全同等的权利。只有这样,妇女才能获得自由、尊严及独立的人格。作者由于在书中为改善妇女处境提出的某些观点,触犯了宗教信念,而受到罗马教廷的指责,并把该书列为禁书。但该书问世后,轰动一时,受到好评,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现代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经典。

宜麟策

《宜麟策》，2卷，著者佚名。作者抄录了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景岳全书·妇人规·宜麟策》1卷，又根据历代对嗣育的认识及作者自身体会再续1卷，分大意、畜德、培原、布种、胎教等内容（上卷详见《妇人规》），强调人类生殖中男精女血的重要作用，反对男淫（即男性同性恋），力主调养身心而生子，药忌燥热。

婚姻与道德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著。出版于1929年。分别论述了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建立一种性道德、父权统治、男性崇拜、禁欲主义与罪恶、基督教的性道德、浪漫主义的爱情、妇女解放、性禁忌及在人类生活中爱情婚姻的位置等婚姻道德方面的重要问题。作者还对卖淫、试婚等问题作了分析和论证。作者认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人类社会都由两个最基本的构成因素所组成,即经济因素和家庭因素,其中婚姻和家庭对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作者运用翔实的例证证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婚姻道德的演变过程及不同民族、国家的人的婚姻道德的差异性,以及婚姻道德的内容对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的影响。书中认为现代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对婚姻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特别是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善对婚姻道德影响最大。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破除旧婚姻道德的迷信,以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婚姻道德观乃是本书的主旨。作者还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试婚问题,认为试婚是利大于弊的(在没有生育后代的前提下)。此外作者还就离婚,优生等问题作了阐述。最后作者从历史和道德的角度分别得出结论: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婚姻道德观来取代传统的婚姻道德观。人们将不再压抑自己的自然情感,而以男女间正常的性爱来促使健康人格的发展。罗素认为对人们进行婚姻道德方面的教育十分必要,完满的婚姻应建立在男女双方人格的相互尊重基础之上,它既包括健康的生理状态,也包括健康的心理状态,这种婚姻将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