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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汪本仁处士耕读轩
小结幽轩傍水涯，此中耕读两相宜。欲求莘野千年志，乐诵豳风一卷诗。春垄短蓑鞭??，夜窗明烛听吾伊。老来达道应无及，付与名郎佐盛时。
送汪本之达州别驾
别驾通州去，宁嗟蜀道难。金华千古镇，巫峡百重关。入馔江鱼美，醺人曲米宽。独怜才力健，双鬓未曾班。
一剪梅 庆汪本亨六十寿词并引
稠木阴阴一里春。松喜津津，梅喜津津。画堂开宴庆佳辰。主也精神，客也精神。花甲才周第一巡。岁又更新，曲又更新。愿期遐算比灵椿。不是尧人，谁是尧人。
焚书
一称《李氏焚书》。中国明代哲学著作。明李卓吾作。六卷。书约成于明万历四年至三十年(1576—1602)间。由门人汪本钶编印。分书答、杂述、读史及诗四个部分。内容主要是对儒家的经典及道学的假面目进行批判。提出童心说,认为童心即是真心。指出道学家的一言一行以及作文均属虚假。贽为明代具有“异端”倾向的思想家、文学家,自云“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乃名《焚书》。初刊于1588年。作者后又作《续焚书》(也称《李氏续焚书》),初刊于1618年。中华书局于1960、1961年分别重新校点出版,1975年又据明顾大韶编《李温陵集》本作了校改、增补,合为一册出版。
续焚书
明李贽撰。五卷。贽有《焚书》已著录。此书本当为李贽晚年之作,但他因有“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等反封建反儒学的言论,被封建统治者“严拿治罪”,死于狱中。作者死后,其书真赝并传。新安汪本钶从贽十年,辑其遗文,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刊行,是为信本,约十万二千字。卷首有其友人焦竑、门人汪本钶等三人序。是本当为李贽晚年之作,继续保持其反封建伪道学之锋芒。包括书信、序、论、杂著、史论、诗歌等。 书中抨击孔孟与理学家,讽刺长期以来的尊孔论多出 于盲从,有如“因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激烈批评儒家经典及伪道学,认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并表示:“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初刻于明万历年间,中华书局1961年有点校本,1974年又有与《焚书》合刊本。
湖山类稿
诗词别集。一作《增订湖山类稿》。五卷。宋汪元量撰。《湖山类稿》乃元量自编,其名亦自定。宋、元之际,有刘辰翁选本,所收作品止于汪南归之初。中华书局影印《永乐大典》所引汪氏诗,皆出《湖山类稿》,其中有入蜀诗,说明《湖山类稿》乃其全部诗作结集。与《永乐大典》修纂同时,明抄本《诗渊》的编辑者在书中大量引录元量作品,仅现存《诗渊》残本,即有诗二百多首、词三十首,皆题《宋汪元量水霎诗》。说明其时元量诗集以两种版本流行。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九著录《湖山类稿》十三卷,其时或尚存。今此本与《诗渊》所引之《水霎诗》皆已早佚。今存刘辰翁选本《湖山类稿》五卷,前四卷收诗二百零三首,卷五为词,凡二十八首。另有《水雲集》,收诗二百四十六首,除去与《湖山类稿》重复的篇目,为一百七十七首;收词一首。二者通行本,为清鲍廷博刻本。又有清汪森藏抄本《湖山类稿》、《湖山外稿》。汪本前者多刘辰翁批点十二条,胜鲍本;后者即鲍本之《水雲集》,所不同者,后者已去其重复篇目。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增订湖山类稿》,在上述二本的基础上,新自《诗渊》、影印《永乐大典》等书辑得诗九十九首、词二十三首,溶于以上二本中,按时代先后,分别诗、词编次。五卷,前四卷为诗,第五卷为词。这是目前收录汪氏作品最为完备的本子。
包孝肃奏议
一题《孝肃包公奏议》。北宋包丞撰。10卷。治平二年(1065)由包拯门人张田编次。分应诏、致君、任相、择官等30门，凡171篇，多是针对时政提出的主张和建议，是包拯思想的集中体现。体现其政治思想的有《仁宗皇帝开天章阁亲制策问》之对策、《七事》、《论大臣形迹》、《论冗官财用》、《论取士》等篇，针对时弊，切中要害。而《论诏令数改易》、《请绝内降》等篇集中反映其法律思想，提出了“法存画一，国有常格”，方能取信于民，执法要公正公平。他希望统治者能爱民，以民为本，故上《请罢天下科率》、《请放欠》等篇，以期减轻人民负担。针对当时边备，他上《治边将》、《请择探候人》、《请发支汴河粮纲往河北》等篇，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措施，反映出其对边患的殷忧与关注，体现了他的国防思想。《包孝肃奏议》不仅是研究包拯思想的基本史料，也是研究宋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文献。张田10卷本传至南宋初年，汪应辰因不满张本“其事之首尾，时之先后，不可考也”，故对其进行了笺注。张本和汪本的原本均已失传，今存最早的是明正统元年(1436)合肥方氏刊本，即出自张田本系统。1963年中华书局的《包拯集》即在张田本基础上整理而成，并辑录了两篇佚文。1989年黄山书社的《包拯集编年校补》在现存各种版本的基础上，增辑佚文15篇，对各篇章奏逐一考辨系年，分为4卷，是目前较好的本子。
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
一卷。宋岳珂(1183－1234)撰。珂字肃之，号亦斋、东几，晚号倦翁，汤阴(今河南南阳)人。南宋着名爱国将领岳飞之孙。历官至权户部尚书、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盐使。一生着述甚多，除此书外，尚有《金陀粹编》、《宝真斋书法赞》、《桯史》、《玉楮集》、《愧郯录》、《三命指迷赋》、《棠湖诗稿》、《吁天辨诬集》等。宋代九经刊本，以廖刚所刻为精审，珂取廖本九经，增以公、穀二传及《春秋年表》、《春秋名号归一图》，校刊于相台书塾，并述校刊之意，作《总例》一卷，即此书。内容包括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七部分。各部分前有小引，述校刊缘由。其书久无刊本行世，至清乾隆年间田大椿始刻之，既而鲍廷博又刻桐花馆订本，嘉庆年间杨州汪氏以影宋本翻刻，璜川吴氏又据汪氏本重刻，此书才广泛流传于世，然而刻本既多，各本相校也互有出入。今存有清影元抄本二种，清抄本三种，清刻本二种。
春秋名号归一图
二卷。冯继先撰。据《崇文总目》及马端临《文献通考》所记，此书旧本类似表谱之体。《文献通考》引李焘谓冯继先作此书之意云：“昔丘明传《春秋》，于列国君臣之名不一其称，多者至或四五，始学者盖病其纷错难记，继先集其同者为一百六十篇。”宋岳珂刻印相台九经之时，附此书于《春秋》经传之后，并订其伪谬、重新分行排列。以每人为一条，下列其不同名号，小字注其见之处。如“周公闵文十四、宰孔僖五年注、宰周公僖九年、经五年周公同。”此书所列人名，以国为别，依次为周、鲁、齐、晋、楚、郑、卫、秦、宋、陈、蔡、曹、吴、邾、杷、莒、滕、薛、许，最后为杂小国。类似今人名索引，非常便于读者检索，实为读《春秋》经传之工具书。后元程公说《春秋分纪》有《名谱》二卷，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有《姓氏表》，即此之发展。此书最早附刻于《春秋经传集解》，有宋龙山书院刻本、元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明万历八年金陵亲仁堂刻本。单行本有许氏宋种德堂本、元刻本、明刻本、《通志堂经解》本、武英殿仿岳本、汪刻丛书本等。
春秋传说例
一卷。宋刘敞撰。此书与杜预《春秋释例》、陆淳《春秋纂言》相类，旨在发凡举要，阐明其《春秋传》褒贬之例，实为其《春秋传》一书之纲领。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原书凡四十九条，然无传本。今本是 《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只得二十五条，“且多零篇断句，不尽全文”。《春秋》一书之例(亦称义例》是历来治《春秋》者最为关切的热点。《公羊》、《榖梁》二传以阐发《春秋》大义为主，认为《春秋》大义主要在例中; 《左传》 以事说经，亦有所谓 “五十凡”。三传对《春秋》之例已是大不相同，而后儒之说《春秋》又例，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春秋》有例无例，是鲁史旧例或是孔子所创之例，可以说是涉及《春秋》一书性质的根本问题。此书之说例，虽是为其书而作，实则仍是说《春秋》之例。如《遇例》条云：“公与诸侯遇，志也，外遇不志也。其志者，以我有事接之也。所以谓外遇不志者，遇者小事，小事不志。”现在学者一般认为，所谓《春秋》之例，实际上是修史的一些用辞惯例，即使是这些例，《春秋》也未完全划一。因此，用例来阐明《春秋》大义，必然只能是臆度妄断。而刘氏之说例，即使不涉及所谓大义，也多臆说。如《弗不例》条云： “弗者，诡辞也; 不者，直辞也。”此书于宋哲宗时被旨刊行，现存有宋嘉定九年汪纲刻于新安本、宋邵氏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汪刻丛书本、聚珍本、闽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礼经会元
四卷。宋叶时撰。叶时生卒年不详，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淳熙十一年间(1184)进士。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历任吏部尚书，理宗初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卒谥号文康。《礼经会元》以概括《周礼》而立论，共一百篇。除第一篇总序泛论《礼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佚外，其发挥经义实为九十七篇。其中《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附以图，由于刊本错乱，“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为“乐舞”之图，“祭乐”之图移于前幅。《礼经会元》体例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略同，议论多互相矛盾，从内容上看，《太平经国》所论庞杂，《礼经会元》则无此疵。叶时受当时疑古风影响，极力驳贬前儒而立己说，如“注疏”一篇，认为刘歆诬《周礼》，基本承先儒旧论；“补亡”一篇，认为《冬官》散见五官，与俞庭椿《周礼复古编》观点相同；至于认为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是多余的，汉武帝不信《周礼》，由此一篇，则无根据；又驳难郑玄所注深害《周礼》，诋其不该用纬书注《周礼》以及用《国语》注“分野”等，则过于偏颇。其必欲复封建、井田、肉刑则显与时事不合。然总体而论，叶时的《礼经会元》对《周礼》概括基本准确，较为可取，《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大旨醇正，多能阐发体国经野之深意”，是后世研究者研究《周礼》的一部有价值参考书。《礼经会元》版本有：元刊本，藏于南京图书馆；明嘉靖萧梅林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元至正杭州路儒学刊本，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元至正藤花榭刊本；汪氏丛刊本；陆有元刊本；明初黑口本；陆子全书本；明复刊元至正本；洞庭席氏刊本；清许元准刊本；乾隆桐柏山房刻本；乾隆间写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大坂行一首奉挽汪隐君夫妇并赠其子佥宪希颜
大坂之山多桧松，大坂之水多鰅鳙。采山钓水无异姓，只有汪氏称名宗。汪氏之先本王子，靖乱尤能保终始。后来亦有唐端公，遂与州民共生死。两公庙食八百年，云礽何止人三千。出者处者恒有道，往往读书并力田。迩来积庆谁堪数，一族咸推佥宪父。父耕子读两无惭，那更深闺有慈母。当今天子明孝人，每下恩典旌贤臣。九原伉俪虽莫作，高堂五采明丝纶。我观汪氏庆未己，科第联翩一时起。叔侄兄弟凡六人，冠盖如云照墟里。大坂水清山更奇，中有汪家双墓基。他时添取石翁仲，为尔重书先德碑。
石山医案
医案。明汪机 (1463—1539)撰。三卷,附录一卷。机另有《运气易览》已著录。此书乃汪氏弟子陈桷于正德十四年(1519) 编辑而成。上卷论述营卫气血、内科杂病医案,中卷为外、妇、儿病案,下卷为答银宋公书。汪氏持论多宗丹溪。认为丹溪的 “阳有余”、“阴不足”的理论说明“日明于月”的自然现象,结合到人体则为“气常有余,血常不足”。在临床上,强调辨证论治。“遇有病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不拘泥于成方,善用参芪益气补血,治疗多种疾病,疗效颇著。纠正宋金以来 《局方》 用药偏于温燥,刘河间用药偏于寒凉之弊。汪氏重视四诊合参,尤长于脉诊与望诊,故案中多记述患者形体、色泽,或以形治,或从脉症入手,施治灵活,对临床有一定参考意义。附录载汪氏门人陈钥论参芪用法二则和李汛所撰汪机小传一篇。有《四库全书》本,上海食竹山房石印《汪氏医学丛书》本。
推求师意
医论。明戴思恭 (1324—1405)撰,汪机编。二卷。思恭有 《秘传证治要诀》 已著录。本书所论均本于其师朱震亨之意,予以推求阐发,发其未竟之意,故名。成书于正统八年 (1443)。卷上有论述消渴、喉痛、疝、肠痈等二十七种病证,卷下有论述大风、痛风、内伤、小儿脉、安胎、恶阻等三十一种病证。包括内、外、喉、妇、儿科之病证。对各类病证的病因、病机、治法的论述,均本于朱氏之意,参以己见,予以发挥。对朱氏临证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论,而重在养阴的学术观点,分析透彻。对后来汪机的 “营卫论”有一定影响。本书世无传本,嘉靖中汪氏于歙县得其本而抄录,予以编次,并提书名。由其门人陈桷校刊。有嘉靖十三年 (1534) 陈桷刊 《汪石山医书七种》本。
巢氏诸病源候论
五十卷,隋·巢元方等奉诏撰。考《隋书·经籍志》有《诸病源候论》五卷,目一卷,吴景贤撰。《旧唐书·经籍志》有《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吴景贤撰,皆不言巢氏书。《宋史·艺文志》有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五十卷,又无吴氏书,惟《新唐书·艺文志》二书并载,书名卷数并同,疑当时本属官书。元方与景,一为监修,一为编撰,故或题景名,或题元方名,观晁公武《读书志》,称隋·巢元方等撰,足证旧本所列,不止一名,《隋志》吴景作吴景贤,贤或监字之误,其作五卷,亦当脱一十字,如止五卷,不应目录有一卷矣。《四库》著录本,为明·汪济川方广所校,前有宋绶奉敕撰序,考《玉海》载天圣四年十月十二日乙酉,命集贤校理晁宗悫、王举正校定《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巢氏病源论》,五年四月乙未,命国子监摹印颁行,诏学士宋绶撰《病源》序,是其事也。书凡六十七门,一千七百二十论,陈振孙《书录解题》,称王焘《外台秘要》诸论,多本此书,今勘之信然,又第六卷解散病诸候,为服寒食散者而作,惟六朝人有此证,第二十六卷猫鬼病候,见于《北史》及《太平广记》者,亦惟周齐时有之,皆非唐以后语,其为旧本无疑,其书但论《病源》,不载方药,盖犹《素问》《难经》之例,惟诸证之末,多附导引法,亦不言法出谁氏,考《隋志》有《引导图》三卷,注曰立一坐一卧一,或即以其说编入欤?《读书志》称宋朝旧制,用此书课试医士,而太平兴国中集《圣惠方》,每门之首,亦必冠以此书,盖其时去古未远,汉以来经方脉论,存者尚多,又裒集众长,共相讨论,故其言深密精邃,非后人所能及,《内经》以下,自张机、王叔和、葛洪数家书外,此为最古矣,王祎《青岩丛录》,尝议其惟知风寒二湿,而不著湿热之说,以为疏漏,然病机万变,前人所未及言,经后人阐明者甚多,未可以一节病是书也。此书传本极少,清末周学海取家藏旧本,以日本刻本及《外台秘要》校定,刊入丛书中。
陆氏易解
一卷。明姚士粦辑。姚士粦字叔祥，生卒年不详。著有 《日畿访胜录》。东汉末陆绩 《周易注》久佚。《三国志·吴志》未注卷数。《隋书·经籍志》著录十五卷，题为 《周易注》。《经典释文序录》、《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均著录为十三卷，题作《周易述》。姚士粦辑录150条，题为《陆氏易解》，收入《盐邑志林》。多采自 《京氏易传注》，为汉《易》象数派著作。该书最早版本为《盐邑志林》本，有嘉庆四年(1799年)刊《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本、同治十三年 (1874年) 刊《古经解汇函》本、光绪九年(1883年)刊《玉函山房辑佚书》本、黄奭 《汉学堂丛书》本、清汪乂《易学六种》本、张惠言《易义别录》本。
潜夫论
东汉王符著。《后汉书·王符传》：“和、安(东汉和帝、安帝)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30余篇，以讥当时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潜夫论》。”全书共10卷，36篇。其中《本训》提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宇宙生成论，因其将“道”、“器”并列，又有二元论倾向。《卜列》、《巫列》等篇批判了世俗迷信思想。其他大多篇章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从政治、经济到军事边防、风俗教化的各种弊端进行了广泛的评析。政治上继承先秦“民本”思想，强调“天以民为心”(《本政》)，“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认为“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述赦》)，应爱惜日力民时，使“民安静而力有余”(《爱日》)。书中伦理思想丰富，主要见于《论荣》、《考绩》、《思贤》、《慎微》、《爱日》、《交际》、《明忠》、《德化》等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潜夫论》“洞悉政体似《易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本》，注本有清汪继培的《潜夫论笺》。收入《诸子集成》、《百子全书》。
脉诀刊误
又名 《脉诀刊误集解》。诊法著作。元戴起宗撰。二卷。起宗字同父,金陵(南京) 人。曾任龙兴路(今江西南昌)儒学教授。重视医学,潜心研究《内经》,撰有 《五运六气撰要》。此书上卷论寸关尺、三部九候,“七表八里九道”脉象主病。下卷载内、妇、儿科诸病脉证与治疗。戴氏认为高阳生所撰 《脉诀》 内容虽较通俗,便于记诵,流传甚广,但语意不明,立义偏异,故以 《内经》和《难经》为理论根据,并参照张仲景、华佗、王叔和等历代名医有关论述对《脉诀》 予以考订、辨妄,以正本源。明代医家徐春甫说: 戴氏“刊 《脉诀》 之误,辟邪说,正本源,诚有功于医旨也”。《四库全书总目》 说:“是书乃考证旧文,句句为辨原书伪妄,殆抉摘无遗,于脉学殊为有裨。”明汪机又取诸家脉书补其缺,正其讹,撰 《矫世惑脉论》附录于后。有《汪石山医书八种》本,崇祯六年(1633)刻本,一九五八年上海卫生出版社铅印本。
读素问钞
医经类著作。元滑寿(1304—1386)撰。三卷。寿字伯仁,号樱生。河南许昌(一说襄阳)人。元初,因其祖父任官江南迁居仪真(江苏仪征)和浙江余姚。先后从师于王居中和高洞阳。博通经史,尤精于医,对《内经》、《难经》、《伤寒论》研究造诣精深。撰有《难经本义》、《十四经发挥》等。滑氏治学严谨,善于审证用药,尤长于针灸,考订经络俞穴较详,对中医学的发展有所贡献。认为医源于岐黄,不读《素问》不知病源,故取《素问》之精华,弃其糟粕,选录其主要内容,重订篇次,各以类从,分为脏象、经变、脉候、病能、摄生、论治、色诊、针刺、阴阳、标本、运气、汇萃十二类。最后附补遗一篇,并作了简要注释。钩玄提要,对后世医家有所影响,为研究《素问》之重要文献。程文杰曾评曰:“其删取之精,编辑之审,其功犹程朱二子之于四书也。有《汪石山医书八种》本,上海石竹山房石印本。
黄氏日抄
南宋哲学家黄震著，又名《东发日抄》。原九十七卷。佚二卷，今存九十五卷。其中，前六十八卷，系黄震阅读经、史、子、集诸书的札记，也有文章摘录。还有作者所读著作的篇目，并“断以己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二)。六十九卷以下，收录作者的奏札、申明、公移、讲义、策问、书、记、序、跋、启、祝文、祭文、行状、墓志铭等作品。作者崇尚宋学，而不率意苟同。对朱熹对《周礼》和《周易》的某些解说不以为然，对邵雍的“先天之说”驳斥甚多。对其他理学家谢良佐、杨时、陆九渊、张九成、杨简也颇有微辞，认为他们言理而杂禅，“以禅说儒”、“以禅证儒”(卷四十一)，“借儒谈禅”(同上)，实际上是将禅学儒学化，又将儒学禅学化。对王安石则更为不满。极力批判佛、道等“异端”，指出“佛、老之害极矣!”(卷九十)维护自尧舜禹，至孔孟所传的道经。该书表达了作者自己的理学思想，把“道”解释为“大路”。认为“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卷九十五)，“非超出于人事之外，他有所谓高深之道也”(卷八十二)。以孔子的人性说统一各种人性说，认为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此六字“参之圣人，稽之众庶，求之往古，验之当今，无人不然，无往不合，此平实语也”(卷八十五)。强调躬行，提出“言之非艰，行之为艰”(卷八十二)的知行观，要求把义理与践行结合起来，认为“六经之旨”已被宋儒，特别是朱熹所彰明，“入耳著心，以正躬行，此正今日紧事，又暇于文公脚下添注脚乎?”(卷八十四)该书最早有元沈逵本。乾隆中汪佩锷校刊本，附入《古今纪要》十九卷。《四库全书》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