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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甲戌孟秋二十有七日起居舍人兼直学士院真德秀上殿直前奏边事不顾忌讳一疏万言援引古今铺陈方略忠谊感激辞章浩瀚诚有补于国家天台戴复古获见此疏伏读再三窃有所感敬效白乐天体以纪其事录于野史
禁城鸡唱金门开，起居舍人携疏来。榻前一奏一万字，历历写出忠义怀。顿首惶恐臣昧死，越录敢言天下事。百年河洛行胡朔，恨满东南天一角。夷甫诸人责未酬，志士愁眠剑锋落。天意未回事难举，乡来一试成千误。犬羊频岁自相屠，盛衰大抵由天数。昨臣衔命出疆时，自期有去必无归。屈膝穹庐当愤死，天相孤忠半道回。金山之下长江水，击楫中流书壮志。东风吹上妙高台，略望江淮见形势。形势从来祇如此，几年待得天时至。朝廷为计保万全，往往忘却前朝耻。臣今未暇论规恢，胡虏已亡何虑哉。中原旷地无人管，政恐英雄生草莱。北方苦饥民骨立，万一东来窃吾粟。边头诸州无铁壁，借问谁能备仓卒。请朝廷，厉精兵，择良将。办多多，策上上。更选人材，老练通达。分守要冲，讲明方略。一贤可作万里城，一人可当百万兵。坐令国势九鼎重，所赖君心一点明。长笺奏彻龙颜悦，继言臣愚进此说。言虽甚鄙用甚切，宸断必行天下福，勿谓儒生论迂阔。臣之肝胆与人别，读书岂为文章设。王师若出定中原，玉堂敢草平羌策。
西山文集
一作《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诗文别集。宋真德秀著。五十五卷(一作五十一卷)。据《宋史》本传,真德秀著有《西山甲乙稿》、《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端平庙议》、《翰林词草》、《四六献忠集》、《江东救荒录》、《清源杂志》、《星沙集志》诸书,《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西山集》五十六卷”,较今传本仅多一卷。考传本,除诗赋外,惟《对越甲乙集》、《经筵讲义》、《翰林词草》三种自分卷帙,其余序记等作,但以类编次,不分别名目。抑或宋时刻本,即未尝将诸书编入。宋元以降,代有刻本。是集大抵有五十五卷、五十一卷两种。五十五卷本有明正德十五年(1502)、万历二十六年(1598)、清雍正元年(1723)诸刻本。《四库全书》本即以万历二十六年金学曾刻本清初递修本抄入。五十一卷本有明嘉靖三年(1524)书林精舍刻本等刻本。今传本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五十一卷,据明正德本刊印)、《万有文库》本(五十一卷本)等。另有选本多种:《真西山先生集》八卷本(正谊堂全书、《丛书集成初编》),《西山文钞》八卷本(《浦城遗书》)、《西山先生诗集》三卷本(《两宋名贤小集》)等。
文章正宗
《左传》以下至唐诗文总集。三十卷。宋真德秀编。《文章正宗》分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类。前五卷为辞命;六卷至十八卷、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为议论;十八卷至二十四卷、二十七卷、二十八卷为叙事;二十九卷、三十卷为诗歌。辞命、议论、叙事选自《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以及韩愈、柳宗元、李习之之文;诗歌有古逸诗、汉魏六朝诗及唐李白、杜甫之诗。四类皆按时代顺序编次。本书选择很严，大体主于论理而不主于论文。“正宗云者，以后世文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刘克庄在《后村诗话》里说：“《文章正宗》初萌芽，以诗歌一门属予编类，且约以世教民彝为主，仙释、闺情宫怨之类皆弗取。余欲取汉武帝《秋风辞》，西山……意不欲取，其严如此。……凡余所取，而去之者大半，又增入陶诗甚多，如三谢之类多不收”。顾炎武《日知录》里说：“真希元《文章正宗》所选诗，一扫千古之陋，归之正旨。然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且如《古诗十九首》，虽非一人之作，而汉代之风略具乎此。今以希元所删者读之，‘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异唐风山有框之篇?……十九作无甚优劣，必以防淫正俗之旨，严为绳削，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意。六代浮华，固当刊落，必使徐庾不得为人，陈隋不得为代，毋乃太甚，岂非执理之过乎?”深切地论到了诗歌选择方面的得失。总的来说，本书选择范围过于狭窄，但所选之文，很有名篇。明正柏辑《文章正宗续集》二十卷，都是北宋之文，但缺诗歌、辞命二类，仅有叙事、议论，而末卷议论之文有录无书。有明刻本。《文章正宗》宋刻本残存四卷。有元刻明修本、明初刻本、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蒋氏家塾刻本、清同治三年(1864年)重刻本。
政经
一卷。南宋真德秀撰。真德秀任湖南安抚使、知潭州时，以“廉仁公勤”四字励僚属，复立惠民仓，置社仓。知福州时，告戒所部，无滥刑横敛。他在朝中的时间较短，多居外任，比较了解民间的疾苦，故着此书。其门人王迈作《序》，称他再守温陵(今福建泉州)时，日着《政经》。考他再守泉州时，为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已经54岁，故为晚年之作。王迈又称赵时棣任法曹时，与真德秀朝夕相随，故得此书。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收录《心经》，而不及此书。可能是《心经》行世早，而此书晚出。或是因他名重，好事者依托之作。虽然真伪难辨，但其言能不悖于儒者，所以能与《心经》并行于世。此书采典籍中论政之言列于前，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张问仁于孔子”等条。而以名臣廉吏的事迹列于后，题为《传》，以示区别。共列二十余事，如“黄霸为颖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后诛罚”，“刘宽典历三郡温仁多恕”等事迹。书末附当时近事六条，为之附录。此六条记歙县等地，造簿征赋的方法。他认为，簿书是财赋的根，尤如禾稼出于田亩。但地方官多不亲阅，征赋时则用乡里的草簿。因此多生弊端，把未交纳者改为交纳，已经交纳者改为未交纳。官赋流失，百姓被扰，所以地方官要亲掌征赋。其后载他帅长沙咨呈，知泉州军事时劝谕文，帅长沙时劝民间置义仓文、帅福州晓谕文。他虽自命为大儒，但断不敢以自己的文章题曰经，盖为后人所补。诸谕文不空谈，所言多切时弊。如《帅长沙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一文，他向同僚提出“以四事自勉，而为民去其十害。”四事为：律己从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为事以勤。十害为：断狱不公，听讼不审，淹延囚系，惨酷用刑，泛滥追呼，招引告奸，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全书旨在劝戒官吏，扫除时弊。淳祐二年(1242)，大庾令赵时棣将此书和《心经》合刻。有《四库全书》本，《西京清麓丛书续编》本。
西山读书记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撰著的读书笔记。学者称德秀为西山先生，故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记为61卷，《四库全书》为40卷，《书录解题》与 《文献通考》俱为39卷。原本分甲、乙，丙、丁4集，今惟存甲集37卷，乙集22卷，丁集2卷。甲集自论天命之性至论鬼神，各分标目，前有纲目1篇，详细论述编排先后顺序用意。乙集论虞夏以来名臣事迹，略仿编年体，前亦有纲目一篇，称止于五代，而书止于唐李德裕，尚未完。丁集上卷，论出处大义; 下卷分处贫贱、处患难、处生死、安义命、审轻重诸目，与上卷互相发明。因性命为义理之源，故以为编之首。“性之发为情，而心则统乎性、情者也” ，故以性、心、情”三者一编之纲领” (《西山读书记纲目》) 。认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西山读书记》卷1)，三者一体而异名。主张修身在正其心，而“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於心” (同上书卷5)。此书分类注录，自身心、性命、天地、五行以及先儒授受源流，列举阐述，征引名言绪论。其理学思想在书中随处可见，是研究宋代正宗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著作。《四库全书》、《真西山全集》收录。
四书集编
宋真德秀辑录朱熹四书注语而成。《大学》1卷，《中庸》1卷，《论语》10卷，《孟子》14卷，凡26卷。德秀早年从游于朱熹弟子詹体仁，对朱熹推崇备 至，谓 “巍巍紫阳，百代宗师” 。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编定而为《四书集注》后，四书地位日显。然 “《集注》虽多参取旧文，而亦与诸儒异。其所以去取之意，散见《或问》、《语类》、《文集》中，不能一一载也。而 《或问》 、《语类》、《文集》又多一时未定之说，与门人记录失真之处，故先后异同重复颠舛，读者往往病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德秀此书即博采朱熹之说，条列而分附于四书各章之后，以发明四书之意。间或附以自己心得创见以折衷讹异。自谓 “《大学》、《中庸》之书，至于朱子而理尽明，至予所编而说始备。虽从《或问》、《辑略》、《语录》中出，然铨择刊润之功亦多，间或附以己见。学者倘能潜心焉，则有余师矣。然又须先熟乎诸书，然后知予用功深，采取精”(自序) 。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
大学衍义
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政治哲学著作。 共四十三卷。全书以“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 本”、“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 “齐家之要”为纲目;目中又有细目,“每条之中,首之以 圣贤典训,次之以古今之迹、诸儒之释经论史,有所发明者录之”。是对《大学》思想的发挥,故名“衍义”。此书以四书中的《大学》为本,推衍其义,故名。当时宋理宗荒于国政,奸佞用事。作者借《大学》之义,援引儒家典籍和史事,并附己说,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以倡明君主为治之理。全书首刊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次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大纲。
真山民集
诗别集。南宋真山民(约1274年前后在世)撰。一卷。山民真名不详,或云名桂芳,括苍(今浙江丽水)人。或以为真德秀之孙。宋末进士。痛值乱亡,深自湮没。惟所至好题咏。此集收诗凡百十六首。多为咏物述怀、探幽赏胜之作,未曾有江湖应酬语。山民工诗,所至辄好题咏,因有诗作流传人间,人或拟之以陶渊明。其诗以写麦秀黍离之悲与山林隐逸生活为主。诗学晚唐,风格清丽,颇多警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举其佳句:“鸟声山路静,花影寺门深”,“风蝉声不定,水鸟影同飞”,“与鸥分渚泊,邀月共船眠”
紫阳真人悟真篇讲义
紫阳真人悟真篇讲义，原题「云峰散人永嘉夏宗禹著」。宗禹即南宋夏元鼎。七卷，收入《正统道藏》洞真部玉诀类。编首载宝庆三年（1227）真德秀〈序〉，谓夏氏所撰《悟真讲义》，「章剖句析，读之使人焕然无疑」。全书取《悟真篇》正编诗词九十三首逐一诠释，而不取该书附录之禅宗歌颂诗曲杂言。注文依张伯端「三教合一」之旨，征引丹书以阐发内丹修炼之旨。所述丹法属南宗，强调自身修炼，文字明白流畅。
仪礼图
十七卷。《仪礼旁通图》一卷。宋杨复撰。杨复(生卒年不详)，字志仁，茂才，号信斋，福建福州人。受业于朱熹，颇有才智，考索最精，真德秀督闽，为其修建贵德堂，以供其着述讲学。除着有《仪礼图》、《仪礼旁通图》，还有《祭礼》、《家礼杂说附注》。严陵赵彦肃作《特牲》、《少牢》二礼图，问学于朱熹，朱熹认为应进一步作《冠》、《婚》图与堂室制度一并考证为好，杨复遂本师意，成此《仪礼图》、《仪礼旁通图》二书。《仪礼图》、《仪礼旁通图》，录十七篇经文，节取旧说，疏通其意，各详其仪节陈设的方位，系之以图。读《仪礼》者必明于古人宫室之制，然后所位所陈，揖让进退，不失其方，故李如圭的《仪礼集释》与朱熹《仪礼经传统解》，均特出《释宫》一篇，以总挈大纲。杨复《仪礼图》、《仪礼旁通图》不用此方法，是随事立图，或纵或横，既无定向，或左或右，仅例一隅。与李如圭、朱熹《释宫》比，不免有无序及杂乱之感。个别图有与古制经的诠释不符，有例图少、颇显漏略者。然整体而言，《仪礼图》、《仪礼旁通图》除个别外，大部图皆依经绘象，可粗见古礼之梗概，于初学者多有裨益。此另辟治《仪礼》之新径，足资后代学者之借鉴。版本有：宋建安余民勤有堂刊本、日本宽政十一年刊本、明正德刊本、明嘉靖中吕楠刊本，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东阳卢氏等刻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元刻明印本、通志堂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大学衍义补
《大学衍义补》是一部论述封建统治政术的重要著作,丘浚著。明邱濬著。一百六十卷。南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刊行后,邱氏认为真书重在阐发修身、齐家、格物、正心之理,而对治国平天下没有涉及,故广采经、史、子、集诸书中的治平事迹,引申推衍,编为十二目,以补充真书。除此,作者也有供朝廷资治,矫正时弊之意。因为是补《大学衍义》之作,所以将书名定为《大学衍义补》。本书于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呈,奉行刊刻。万历三十三年(1605)神宗重刻本书.
风雅翼
古诗选本。十四卷。元刘履编纂。刘履字坦之,上虞(今属浙江)人,入明不仕,自号草泽闲民。洪武十六年(1383),诏求天下博学之士,浙江布政使强起至京师,授官,以老病辞。此书前八卷为“选诗”补注,取《文选》中诗加以删补训释,注释大多取于唐“五臣”旧注而断以己意。次为“选诗补遗”二卷,取散见于传记、诸子以及郭茂倩之《乐府诗集》的古歌谣词四十二首,以补《文选》选诗之缺。最后为“选诗续编”四卷,取唐宋以来诗词一百五十九首为《文选》嗣音。对于所选诗歌仿朱熹《诗集传》之体例详加笺注、串释、评论,为初学者提供了方便。刘氏论文受道学家影响很深,主理不主文,其取舍标准多从宋道学家真德秀之《文章正宗》,故多迂腐之见。如对杜甫“三吏”、“三别”作了这样的批评:“‘三吏’、‘三别’似出一时之笔,若此篇(指《垂老别》)‘牙齿存’、‘骨髓干’两语,也同‘眼枯见骨’,同一鄙俚。借此建安乐府中容或有之,终非雅韵,特以全篇可取者多,故存之。大抵此数篇用意太迫切,而乏简远之度。然其情周至,诵之终篇不厌,譬若《书》典谟之后,而有殷盘、周诰。盖至此时风气变移既久,而且不能不如此耳。”可见他虽也主张文艺作品可以批评现实,但反对态度激烈、用词尖刻。在风格上,刘氏偏爱雍容不迫、进退有度之作品,对朱熹诗歌赞扬备至,言其:“至义理精微处,则皆本于‘六经’、‘四书’者,又岂他人所能窥测哉!”从这些地方都可见编选者的“头巾气”、“道学气”。总的说来,此选本比较重视诗歌的社会内容,择选较精,故明初《沧海遗珍》的编选者沐昂说:“近代选古惟刘履……几无遗憾,则识有过人者矣。”(《沧海遗珍序》)此书在明代刊刻多次,初刻已不得见,但弘治、嘉靖刊本皆有流传,日本文政三年(1820)亦有刊本,可见明清两代流传之广。常见者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梅野集
南宋徐元杰撰。12卷。凡杂文11卷,诗词1卷。其集宋诸书目不载。据其子直谅跋,集本25卷,景定二年(1261)直谅刊行。原本久不传。今本为清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作12卷,《四库全书》著录。有《乾坤正气集》本,作11卷。所存虽仅十之五、六,然校之本传所列奏议条目,则尚得其大概。元杰曾从真德秀游,在朝以正直敢言著称,尝力劾史嵩之。其奏疏多关朝政,可补史传之阙。
本堂集
南宋学者陈著著。凡九十四卷。其中诗三十四卷，词五卷，杂文五十五卷。据其原目，尚有讲义三卷，但有目无书，盖传写时遗佚。其诗多沿《击壤集》派，文亦颇杂，其语录之体不及周必大、楼錀、陆游、杨万里之“淹雅”，又勉推佛老二氏往往过当，不及朱熹之“纯粹”。然宋自元祐以后，讲学家已以说理之文自辟门径。至南宋辗转相沿，遂别为一格不能竟废。该集既有真德秀的“甄别”之风，又有胡寅的“攻驳”之风，可谓“披沙简金，时有可采”，《四库全书·提要》称收此集之目的在于“存备一家”(《提要》)。该集集中表达了作者的理学思想。认为“人之所学何事?亦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而忠信笃敬为本”(《与俞察院浙》)。又认为性出于天，道出于性，教出于道，三者一贯，“人受血气而生，心统性情之妙，心不能不感于物，静不能不动于感，而性之欲出矣。欲所当欲，则亦天性也;欲非所欲，则血气之私也。欲，其善恶之机乎!”(《剡学讲义》)司马迁“以欲为善”，陈祥道“认欲为恶”。张载的“气之性”，张栻的“性之欲”，朱熹的“欲即情”，说明了“欲”本身并不就是“善”或“恶”，而是“善恶之机”。“欲”只可“寡”，不可“无”、不可“纵”、不可“贪”、不可“绝”。这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一大纠正。有路有钞本、天津图书馆藏本。
司牧宝鉴
一卷。清李容撰。康熙时，李目睹社会风俗颓敝，生民阽危，于二十八年(1689)录辑此书，作为“千古父母斯民者之宝鉴”(王心敬《序》)。初名《牧民须知》，友人改题为《牧民宝鉴》，后又改为《司牧宝鉴》，约在康熙四十年前后刊行。本书录有宋真德秀、明吕坤等人的谕属之文，其中，真德秀谕属有四事：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十害：断狱不公、淹延囚系、惨酷用刑、讯滥追呼、招引告讦、重叠催税、科罚取财、纵吏下乡、低价买物等;吕坤等人谕属或所著有：知府之职、知州知县之职、先贤要言、牧政往迹、预免铺垫文、救急单方。以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明两代的社会问题，对于研究宋、明历史，特别是吏治问题，提供了重要史料。书前有曾任武功、周至知县的倪雍梧和李 门人王心敬的《序》及作者《自序》。有《逊敏堂丛书》本。李 的著作还有《四书反身录》、《二曲集》。
三略直解
军事理论书。明刘寅撰。三卷。寅,崞县(今山西原平县)人,洪武间进士。《三略》,旧题黄石公撰,已著录;刘寅为其作注,遂成此编。寅注以黄老思想为准,参校诸本,考其异同,时有发挥,故《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务在沈(沉)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其所注之书皆名《直解》,《尉缭子直解》已著录,此又其所注书之一种。今本《三略直解》分上、中、下三卷。卷上首有一段文字叙《三略》作者及授受源流,谓 《三略》本太公书,而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 (张良),其说本宋真德秀,误袭旧说,了无新意。然辨宋张商英 《素书》之伪,诚为至当。故《四库提要》评其前谓《三略》真出太公云云,“则其诬与商英等矣”。
中庸衍义
十七卷。明夏良胜撰。夏良胜字于中，南城(今属江西)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历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后为仇家所陷，谪戍辽东。着有《东洲初稿》等书。此书嘉靖间夏良胜被谪戍辽东时所着。自宋以来，取古经之义，括举条目而推衍其说者，始于叶时《社经会元》。继叶时之后，则有真德秀《大学衍义》。夏良胜仿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体例，推阐《中庸》，故名《中庸衍义》。全书分《天命之性之义》、《率性之道之义》、《修道之教之义》、《致中和议》、《达道之义》、《达德之义》、《经之义》、《诚明之义》、《三重之义》、《平天下之义》等纲，每纲又分为若干目，每目之名皆为夏良胜所自创。如《天命之性之义》分为《正性之原》、《论性之弊》；《达道之义》分为《君臣之常》、《君臣之变》、《君臣之戒》、《父子之常》、《父子之变》、《父子之戒》、《夫妇之法》、《夫妇之戒》、《兄弟之法》、《兄弟之戒》、《朋友之法》、《朋友之戒》；《经之义》分为《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每一名目必一一援据古今，推广演释。其中以采邱浚《大学衍义补》之说为多。夏良胜自己的观点则加“臣良胜曰”分述于后。此书议论的宗旨，作者强调欲求尧舜之治，必须先有尧舜之心，《大学》之道在于“平”字。故论治之本，惟存于“心”一字；论治之效，惟在于“平”一字。古今言治理者，只此二字，可以集大成。书中对崇神仙，好符瑞，尤究极流弊，是为世宗时事而发。有清江西刊本，《四库全书》本。
周礼订义
八十卷。宋王与之撰。王与之生卒年不详，字次点，南宋温州乐清(今浙江乐清)人。曾从陈松溪学六官要旨。任宾州文学，泗州通判等。此书是淳祐二年(1242)行在秘书省准敕访求书籍时牒温州所得，特补一官授宾州文学，后终于通判泗州。书前有真德秀序和赵汝腾后序。赵汝腾称，真德秀殁后王与之又删繁取要，由博得约，此书“精粹无疵”。《周礼订义》采录旧说共五十一家，唐以前为杜子春、郑兴、郑重、郑玄、崔灵思、贾公彦六家，其余四十五家均为宋人，资料博详，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以当时诸儒为主，前儒古义仅特为附存而已，实际是取宋人的学说。解经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言义理者多，考典制者少。其注《考工记》，认为《冬官》不亡，与宋俞庭椿《周礼复古编》观点一致，但俞庭椿易改经文，王与之仅持其观点而不移改经文。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极为不满，当谈及邱葵《周礼》序中讲，王与之作《周官补遗》、《周礼》之六官全，而此书无此补遗，不知因何时说，“然凭空臆改经之说，正以不存为最善，因无庸深考也”，颇为偏激。认为《周礼订义》不及李鼎祚《周易集解》能存古义，则颇中肯。然而，宋时四十五家之书，已佚十之八九，是赖以《周礼订义》而得以流传，可见其对宋文献功不可没。版本有：宋刻本，清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乾隆间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