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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斋杂稿
宋代诗文别集。54卷。李曾伯著。该集《自序》称其《杂稿》编于淳祐十二年(1252),《续稿》前编成于宝祐二年(1254),《续稿》后编成于宝祐二年至景定二年(1261)。其子杓尝汇刻三稿。荆州湖北仓使刘籈重刻。今传《可斋杂稿》三十四卷、《续稿》前八卷、《续稿》后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称“集中多奏疏表状之文,大抵深明时势,究悉物情,多可以见诸施用,惟诗词才气纵横,颇不入格,要亦戛戛异人,不屑拾人牙慧”。诗歌颇有反映现实的作品,如《丁亥记蜀百韵》叙蜀地抗外侮史事,气魄宏伟,言词恳切,充满爱国热情。《登河山万里楼》以“收揽河山入此楼,几年蚡冒古荆州。目穷夕照西沉坠,心到寒江东尽头。历历雄图史南北,纷纷遗恨晋春秋”的诗句,抒写历史上的兴衰变迁,寄慨遥深。有《避暑赋》一篇,述炎暑的酷热,比喻酷吏的可畏,最后以“存乎我之夜气兮,听夫物之秋声”作结,表现了反对苛政的愿望。词多长调,不作绮艳语,自称“愿学稼轩翁”(〔水调歌头〕《寿刘舍人》),颇受辛弃疾的影响。
题浯溪 其一
蜀道于今似弈棋，要令一著□安危。朝廷独选李曾伯，勋业当如郭子仪。
题浯溪
蜀道于今似弈棋，要令一著□安危。朝廷独选李曾伯，勋业当如郭子仪。虽扼咽喉□□间，犹□□脉得良医。□□□□平成报，重读磨崖□字碑。
班马字类
五卷。宋娄机(1133—1211)撰。娄机字彦发，嘉兴 (今属浙江) 人。书成于淳熙八年(1181)，时人楼钥、洪迈先后为之作序。娄机采录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中的古字僻字，按平上去入四声分韵编次而成，共收一千八百多字。每字之下，考证训诂，辨析字音，于假借通用之字罗列颇详。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李曾伯又增补一千二百三十九字，附于各部之后，作为“补遗”。其中错误不少，不可尽信。宋人袁文《瓮牖闲评》指出引《史记·礼书》的“不禀京师” 的 “禀”， 应从 “示”作 “示”， 不当从 “禾”;《汉书·西域传》“须诸国禀食”的“禀”，应从“禾”作“稟”，不当从“示”：二书交误。至于任意删节原文、颠倒文字之类错误也屡屡出现。然而《四库提要》亦指出：“古今世异，往往训诂难通，有是一编，区分类聚，虽间有出入，因不失为考古之津梁也。”此书有《涉闻梓旧》的复刻元本，海昌蒋氏《别下斋丛书》本，二者均附李曾伯补遗;还有《后知不足斋丛书》本，泽存堂刊本，二者均无李曾伯补遗。
梦萱堂为李总兵震题
建节登坛感慕深，游人堂北几朝昏。邯郸适处常供馔，蝴蝶迷时见倚门。寸草哀心怀圣善，五花封诰荷君恩。安边况是多勋业，忠孝从今衍后昆。
过常德留别李总兵
不睹芝眉二十年，相思每诵寄来笺。经行正拟欢连日，往返那期恨一天。白发无情催我老，青云有路让君先。明春尚得趋朝便，肯约歌呼醉画船。
送鸿胪沈寺丞还湖广兼东李总兵
湖南总帅真豪杰，幕下贤宾得俊英。倚马万言常草檄，登坛三令助麾兵。乌公定见分茅土，温造须当拥旆旌。暂喜还乡又还镇，烦君传语谢高情。
瓦釜集
《瓦釜集》是一部民歌体新诗集，是我国新诗史上第一部用方言写作的民歌体新诗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作者是刘半农。“集名叫做‘瓦釜’，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黄钟’，实在太多了”。作者认为“我们要说出谁某的话，就非用谁某的真实的语言与声调不可；不然终是我们的话。“为了”把数千年来受尽侮辱与蔑视，打在地狱里而没有呻吟的机会的瓦釜的声音，表现出一部分来“。 《瓦釜集》中的诗歌用江阴方言与江阴民歌的声调，抒写劳动者的爱与恨。
邮差总按两次铃
《邮差总按两次铃》（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是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创作于1934年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开头第一段是“约在中午时分，我被人从运干草的卡车上扔了下来。前一天夜里，我从边境处纵身攀上卡车……”经过了偷情、谋杀、诉讼等非同凡响的经历后，小说结尾的最后一段是：“他们来了。神父说祈祷会有用的。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就为我和科拉（已遭车祸而死的女主角）祈祷吧，祈祷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永远在一起。”本书写的不是爱情，而是赤裸裸的欲望。面世不久即引起轰动和争议。波士顿地方法院裁定它的内容有色情之嫌，予以查禁。许多学校与公共图书馆也拒绝让此书进入。时至今日，已没有人会认为本书在描写上有什么过度之处，反而从它对性的态度，更清楚地看出它的里程碑的意义。第一次把性视为犯罪的动力，在犯罪小说中开启了讨论欲望与贪婪的新天地。
去来今
王统照著。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1月初版，内分三辑，收散文36篇，前有《小序》。多写于“孤岛”时期，当时作者思想上陷于苦闷，但仍未停止对民族命运、人生道路的苦思冥想，仍然“唱着时代之歌，激发着人类的向上自尊心。”(唐弢《暗夜棘路上的里程碑——“孤岛”一年来的杂文和散文》)如《去来今》一文用哲理性的语言分析阐明如何对待历史、现实与未来;《“灵台”微语》剖析自我在痛苦中的微妙心境;《不易安眠》抒写孤岛的寒夜，想象那“草莽中，平原中，森林中，河岸港湾上的鲜血，是自由的洪流泛滥过激怒的田野，是暴风急雨挟着战神的飞羽传遍各地。”均能令人感受到环境的险恶及作者期待奋进战斗的情怀。而《芦沟晓月》一文，则由考证名胜历史与景观美感出发，呼唤着雪国耻、复山河的胜利时日。在表现生活实感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方面，文集中不乏佳作，但也有一些内容空泛、缺乏时代与生活气息的文字。
心史叢刊三集
孟森（1869-1938），字莼孙，号心史，著作多以此署名，世称为孟心史先生。江苏武进人。孟森是被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他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是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本书有清易代之后，史无成书，谈故事者，乐数清代事实。又以清世禁网太密，乾隆间更假四库馆为名，术取威胁、焚毁、改窜，基于焚书坑儒之祸。纪禁 之后，其反动之力遂，成无数不经污蔑之谈。吾曹于清一代，原无所加甚其爱憎，特传疑传信为操觚者之责，不欲随波逐流，辄于谈清故者有所辨正。偶举一事，不惮罗列旧说，稍稍详其原委，非敢务博贪多冀折衷少得真相取。积若干条，先后应各日报之约，陆续刊登。既刊登，辄又济鉴所及，有所补订。
安徒生童话
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创作的童话合集而成。作品发表于1835～1873年。安徒生一生创作了168篇童话故事,最著名名的有《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拇指姑娘》、《小意达的花》、《打火匣》等等。童话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作者以大胆丰富的幻想、绚丽多姿的笔触讴歌人类灵魂的真、善、美,赞颂人类对美与爱的追求,同时以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描写现实社会的贫富不均,把真挚的同情倾注于贫弱无助的底层人民身上。此外,作者善于把讽刺的锋芒隐蔽在轻松诙谐的气氛中,以幽默所特具的力量或讽刺统治者,或嘲笑人性的痼疾。安徒生早期作品格调清新明朗,幻想浪漫离奇,中晚期流露出较多的悲观、感伤情绪。安徒生童话在世界儿童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童话作为一种自觉的个人创作进入文学殿堂,为文学童话的创作奠定了基石,扩展了童话的表现领域,把大量现实生活引入童话世界,为童话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安徒生童话包容了许多他对人生哲学的思考,使之不仅成为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而且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对后世儿童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神灭论
南朝齐梁时无神论思想家范缜的论战之著。范缜(约450～510)字子真,河南人。出身寒微,性情率直,“好危言高论”,不畏权势。齐梁两朝,先后任尚书殿中郎、尚书左丞等职。早年,曾在南齐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发表反对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退而著《神灭论》。其基本论点是“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以此推论,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乃是“质”和“用”的关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正如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一样,刀刃没有了,锋利也就谈不上了。作者还对佛教加以指责,认为“浮屠害政,桑门蠹俗”。南北朝期间佛教盛行,南朝皇帝和世家豪族大都奉佛。寺院林立,僧徒云集,迷信成风,误国害民。《神灭论》一出,“朝野喧哗”。萧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又派人以高官相诱,范缜则断然表示决不“卖论取官”。后来梁武帝萧衍奉佛教为国教,又组织64人发表75篇文章对《神灭论》进行再次围攻,还亲自写了《敕答臣下神灭论》,指责其“妄作异端”、“违经背亲”,并以命令语气说:“言语可息(不要再坚持了)!”但范缜仍然“辩摧众口”,不为所屈。结果,被流放岭南。《神灭论》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传统和无神论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
亚细亚的孤儿
。吴浊流著。1943至1945年用日文写成。1946年以《胡志明》为书名在台北出版,1959年6月杨召憩以《孤帆》为书名首次将作品译成中文。1962年台北华南出版社出版了傅恩荣的中译本《亚细亚的孤儿》。作者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解释主人公原定名“胡志明”时说:“原来我命此名很多寓意,日据时代的台湾人象五胡乱华一样被胡人统治,台湾人是明朝的遗民,所以要志明,此明字是指明朝汉族的意思,而且这个胡字可通何字,所以可以解释‘怎么不志明呢?’”可见作品的主旨在于激励台湾人民的爱国热情。小说塑造了胡太明的形象,通过他从亚细亚孤儿到祖国真正的儿子的曲折道路,抒发了沦于殖民统治的无根孤儿的深痛巨哀,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整个民族的命运、台湾人民的命运与大陆人民的命运是血肉相连、不可分割的主题思想。作者以台湾、日本和中国大陆为广阔背景,描绘了时代的风云和众多的人物,具有极强的纪实性。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留学生的爱国运动,岛内的秘密斗争,大陆上的抗日热潮和反侵略斗争,以及台湾封建主义的颓废腐烂,都得到了真实的写照。全书人物众多,其中有蛮横的征服者、数典忘祖的败类、无端歧视台湾人的国民党官吏、醉生梦死的新女性、死守正统的老儒、反战日人、正义学生、满腔仇恨的百姓、积极投身现实斗争的知识分子……许多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这使得小说成为“一部雄壮的叙事诗”(叶石涛《吴浊流论》)。小说表现了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形式上,借鉴了中国章回小说体的手法,在人物塑造上,采取白描的手法,加上台湾风土人情和自然景物的描绘,使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色彩。这部作品代表了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的成就,是台湾新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