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列表


五权宪法

作者: 孙中山字数:8.31 千字、 更新:2022-07-07

孙中山著。该书发表于1924年。其基本内容在1906年12月于东京举行的纪念《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就已提出。它是“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具体内容之一,并准备在推翻清王朝以后,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予以施行。该书是作者研究欧美各国宪法的心得,是他理想政府结构的蓝图。他从选举问题入手,指出了欧美国家宪政中的弊病和缺陷,并援引一些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设计了一种能补西方国家宪法之不足的“五权分立”的宪法方案。但是,这一“五权宪法”思想。虽与欧美国家的宪法及“三权分立”原则有所差异,但就其实质而言,却是从后者演化而来的。“五权宪法”将国家政权划分成: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弹劾权和考试权;每种权都是独立的。书中设置的国家机构由五个主要部分——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组成。其实质仍是以欧美国家宪法为蓝本,再加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考试和监察机构的职能,从而为“五权宪法”披上古色古香的外衣。此外,作者在书中还强调实施“民治”的主要手段是地方自治。要求行使直接民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认为直接民权是五权宪法的关键。虽然,作者把“自由”和“权力”的“平衡”,作为“五权分立”、“五权宪法”的基础,但在具体的政治方案中,却着重于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的完满解决,致力于政体的规划,而将“人民权利的保障”问题从属于前者。该书提出的“五权宪法”思想,是企图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三权分立”政体方案的尝试,是作者不懈地追求民主主义的理论结晶,从而使民主主义的思想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建国方略

作者: 孙中山字数:19.94 万字、 更新:2022-07-07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著作。孙中山著。写于1917—1919年,由3部分组成,曾多次印行。1956年编入《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部分“心理建设”,即“孙文学说”(1918年著),共8章,主要论述“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指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权,原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及种种革命方略、建设宏模不能实现,原因是“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成说存在于人们心中。因此在认识论上必须打破旧说,懂得“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有志竟成”的道理,以鼓励人们实行革命主张。第2部分“物质建设”,即“实业计划”(1919年著),提出中国经济建设的计划。主张兴办实业,谋求富强。共分6个计划,全面设计了中国工业建设的步骤、规模。前3个计划是在秦皇岛建北方大港、在上海建东方大港、在广州建南方大港,以作为发展各种工业的中心。第4个计划是兴建铁路系统。第5个计划是兴办衣、食、住、行、印刷等各种工业。第6个计划是兴办采矿业。希望通过外国资本主义的帮助,工业革命与国有化同时进行,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促进世界文明,防止战争爆发。第3部分“社会建设”,即“民权初步”(1917年著),解释为实现民权而举行会议的手续和方法。认为民权就是人民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这样才是纯粹民国。实行民权的第一步是教会民众如何举行会议。卷一,“结会”;卷二,“动议”;卷三,“修正案”;卷四, “动议之顺序”;卷五, “权宜及秩序问题”。这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文化上全面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纲领。其中普及民权知识,教导民众迈出实行民主的第一步,有积极意义。

救亡决论

作者: 严复字数:0 字、 更新:2022-07-07

近代严复所撰政治伦理论文。发表于1895年天津《直报》。指出八股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危害,是亡国之道;极言“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称创行君主专制制度的“赢政、李斯千秋祸首”,“赢,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帝王“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谦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他认为救亡之法,在于“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只有“通知外国事”,“以西学为要图”,即向西方追求真理,进行变法,才能挽救中华民族。

中国近代条约

作者: 佚名字数:15.32 万字、 更新:2022-07-07

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从《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好像是由硝烟不停地“战争”和大大小小的“条约”串联起来。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政府与世界上数十个国家签订了数百乃至上千个条约,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不平等的条款。这些不平等条约构成了中国大众“近代中国沉沦史”的基础,承载着中国人的家国屈辱,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难忘的痛楚。

原强

作者: 严复字数:2.71 千字、 更新:2022-07-07

中国严复著。原发表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天津《直报》。系甲午战争后,作者主张自强变法一系列论文中之最重要者。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进化论观点和积极提倡西学思想。阐明国家强弱存亡之大要在民力的强弱、民智的高下和民德的好坏,并据此考察当时中国所处的时势,尖锐指出:中国“民力已苶(nie)、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认为救此危亡,“要政”在效法西方国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改革旧制,更革人心风俗,而其根本则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就是增强人民的体力,禁止吸食鸦片,革除女子缠足的陋俗;开民智,就是设学堂,讲西学,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新民德,就是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强调变法乃“最亟而不可稍或辽缓者”。自强保种又“必朝廷除旧布新”。同时提出自上而下实行改良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作者在该文收入《侯官严氏丛刻》时作了较大的修改,增添了将近一半文字,主要是对“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了具体的阐述。现收入《严复集》。

论世变之亟

作者: 严复字数:2.75 千字、 更新:2022-07-07

近代严复所撰政治伦理论文。1895年2月发表于天津《直报》。批判中国传统的弥争之道,宣传生存竞争之说。认为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原因在于中国历代统治者“牢笼天下,平争泯乱”,致使民族缺乏竞争意识,民力日衰。极力提倡天赋自由之说,认为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别在于“自由不自由”之异。“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而西人则言:“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侵人自由,是国君亦不能。”所有法律,“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而设。”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有一系列差别,而关键在于有没有人权自由:“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中国委天数,西人恃人力。”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指出“人臣之罪,莫大于苟利而自私”,“大夫士之怙私,而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把统治阶级贪营私利看作中国积弱的原因。

国史新论

作者: 钱穆字数:18.79 万字、 更新:2022-07-07

《国史新论》由钱穆先生发表的一些论文和在香港、台湾等地的讲演记录整合而成,比较简略宏观地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演变及社会形态进行了独到的阐释。本书作者“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内中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记丁玲

作者: 沈从文字数:4.62 万字、 更新:2022-07-07

人物传记。沈从文著。列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4年9月初版。共10章,从丁玲的出生一直写到她与胡也频从山东回到上海。原编者在卷末加按语说:“原文较本书所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一九三二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克全部发表”。作品记叙了一个冲破家庭束缚到大都市追求光明的新女性的生活道路。作者以诚挚的情感、素朴的语言记叙了胡也频和丁玲的故事和丁玲早期步入文坛的契机。现时也记下了在风雨如磐的年代中,三个朋友相濡以沫的不凡友谊。

孔子传

作者: 钱穆字数:7.58 万字、 更新:2022-07-07

钱穆撰。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初版,列入《沧海丛刊》。书稿完成于1974年,因审议者认为“不得认易传非孔子作”,搁置逾十三年。作者认为司马迁《孔子世家》真伪混杂,次序颠倒,后人之孔子新传或失之贪多无厌,或失之审核不精,故综合各家考订所得,对孔子世系、生年、父母、志学、初仕、设教、适齐、适卫、过匡、过宋、仕鲁、至陈、至蔡及晚年居鲁等事加以考证论述,关于孔子著述与政治活动考证尤精。取材以《论语》为主,对后代传说不予轻信,如说孔子著述可征者唯作《春秋》一书,订礼乐、删诗书等说均无实据。书中措辞简洁平易,以免艰深繁博之弊。书后附《孔子年表》与《旧作孔子传略》。

中国的牛津运动

作者: 辜鸿铭字数:7.30 万字、 更新:2022-07-07

牛津运动(Oxford Movement)是一场发生于1833至1845年英国国教会中兴起的宗教复兴运动,由牛津大学的纽曼、弗洛德、凯布勒等人发起,故而得名。辜鸿铭在这里把以张之洞等为领导的“清流运动”称为“中国牛津运动”。这一运动反对现代自由主义,反对西方物质功利主义文明,主张更严格地按儒家的信条办事,辜鸿铭将之与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牛津运动相比拟。也许只有辜鸿铭,才会在本世纪初,把清帝国的翰林院比作英团的牛津大学,把清代同光之际的“清流”活动,比作那以前三十年的“牛津运动”,而不顾二者之间有没有可比性。《中国的牛津运动的故事》,便是这样的一本书。辜鸿铭用英文撰写的这本书,按照他的序言所署的日期,初版刊行不不会早于1910年2月。我们仅找到1912年在上海刊行的第二版,封面社明文字依据向德国牧师提供的中文定本,并新增附录两篇。显然,这第二版,是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后修改过的所谓定本,其中有些文字是他在民国成立那年添加的,与尉礼贤的德译本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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