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 – 第 147 页

春秋随笔

作者：顾奎光、字数：2.19 万字、更新：2022-07-06

二卷。顾奎光撰。顾奎光字星五，无锡(今属江苏)人，清代文学家。顾氏博学多识，诗、古文俱有名于时。乾隆十一年进士，历任泸溪、桑植知县，堪称循吏。除此书外，顾氏还有《然疑录》一书行世。此书乃其读《春秋》之心得。不载经文，偶有心得则录之，故名“随笔”。此书长于议论而疏于考证，如其谓“春秋”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谓“春秋”有达例、有特笔，但应从大处着眼，不能苛细缠绕；又批评说《春秋》既云为贤者讳，又可责贤者备，既曰隐公为摄，又曰桓公为篡，此乃自相矛盾，皆深中《春秋》家迂阔之弊。又如其谓春秋灭国自齐桓始，然齐桓之前已有郑灭虢、桧，晋灭魏、霍之事，失考之甚。又如鲁庄公取哀姜，顾氏谓因其色美；敬嬴因雨而不克葬，《公羊》以为咎征，已是附会，而顾氏乃借以明天道，此皆臆度穿凿之说。如此之类，不胜枚举。现存《敷文阁丛书》本。

春秋四传质

作者：王介之、字数：5.67 万字、更新：2022-07-06

二卷。王介之撰。王介之字石子，号石崖，衡阳(今属湖南)人，明末经学家，清代着名哲学家王夫之之兄。明崇祯时，介之与其弟夫之同举于乡，明亡，遂隐居不仕。除此书外，王介氏还撰有《周易本义质》、《诗经尊序》诸书。此书取《春秋》三传及胡传之异同而断以己意。王氏认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屡变，文亦屡易，四传各存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征为可信也。”此即是本书之宗旨。此书有本旧说者，如隐公元年用杨时《答胡康侯书》以驳胡氏“元即仁”之说；有据一传而去取互异者，如隐公元“王正月”既采《公羊》大一统之说，又驳《公羊》王即文王之说；有就四传互质者，如文公四年“逆妇姜于齐”，四传异说，王氏舍《左》、《公》、《胡》而从《穀梁》“礼成乎齐”之说；有专据《胡传》而不尽从者，如定公从祀先公，取胡氏昭公始祀于庙之说，而驳其事出阳虎而不可详之说。要之，王氏之治《春秋》，归之于“君子原心”，“绝恶于未萌”。桓公元年“公即位”，王氏说云：“恶莫憯于意，意者，不可如者也。故《春秋》之法有诛意以殊诸文者矣，未有因其意而为文以执法者也。意动于微而滔天之恶从之以生，圣人笔削以夺其意，所以窒乱源而遏人心之横流也。”《四库》系据抄本收录。

春秋属辞比事记

作者：毛奇龄、字数：1.69 万字、更新：2022-07-06

四卷。清毛奇龄撰。毛氏认为“属辞”是“史文之散漶者宜合属也”，“比事”是“史官所载之事畔乱参错而当为之比以类也”。既反对汉儒所谓“属合辞令，比次战伐”之说，亦不赞成后儒所谓“辞有褒讥，事有功罪，皆于书法乎例之，书人书爵书名书日并有义例”之说。此书仿宋沈梁《春秋比事》、元赵汸《春秋属辞》之体，分门隶类，条理明晰、考据精核。毛氏长于礼学，认为“鲁史记事全以周礼为表志，而策书则传谓之礼经。凡其事其文一唯乎礼，而从而比之属之”。故其书“以礼为志，而其事其文，以次比属，而其义即行乎礼与事与文之中，谓之四例，亦谓之二十二志，而总名之《春秋属辞比事》”。此书为毛奇龄门人所编，原为十卷，朱彝尊《经义考》载六卷，且云“未见”。原书二十二门，今本只有七门，且侵伐一门尚未及半，盖非完书。现存《西河合集》本、阮刻《经解》本、《龙威秘书》本。

尚书解义

作者：李光地、字数：2.27 万字、更新：2022-07-06

一卷。清李光地撰。此书诠释《尚书》，仅及《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禹贡》、《洪范》七篇，似为未竟之作。此书说解重在义理与考据，于文字训诂则不作烦琐求证，书中颇见新义，如于《尧典》论中星岁差，《舜典》论盖天、浑天、十有二州及诗歌声律，《禹贡》论潜水、沔水相通，沔水、渭水不相入，彭蠡即巢湖，潴野非地名，等等，其说皆言之有据，可为研究《尚书》者参考。唯书中不以《大禹谟》篇为伪作，似有未妥。收入《四库全书》、《李文贞公全集》、《榕村全书》(题为《尚书七篇解义》)。

尚书埤传

作者：朱鹤龄、字数：9.77 万字、更新：2022-07-06

十七卷。清朱鹤龄(1606－1683)撰。鹤龄字长孺，号愚庵，江苏吴江人。清代经学家。明末诸生，明亡弃去。与顾炎武友善，长于笺疏之学。所着除《尚书埤传》之外，尚有《毛诗通义》、《禹贡长笺》、《读左日抄》、《春秋集说》、《易广义略》、《愚庵小集》及《杜工部、李义山诗注》等。此书前有《考异》一卷，主要辨析《尚书》经文同异；后有《逸篇伪书及书说馀》一卷，笃信孔传为真，所见未免固陋。正文十五卷，博引曲证，取舍多为得体，持论亦较为公允。此书阐发义理，不废考订训诂，斟酌于汉学、宋学之间，于《尚书》学尚属有功。现存版本有清康熙濠上草堂刻本，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毛诗类释

作者：顾栋高、字数：7.80 万字、更新：2022-07-06

二十一卷,清顾栋高著。此书成于乾隆壬申年(1752年)。序文、案语都称臣,可能是进呈皇帝的著述。分二十一类,在《序》中叙及自得的内容:如于《释地理》类,提出邶、鄘、卫是三个地名,而不是三个国家的名称;于《释山》类,提出“崧高维岳”是吴岳,而不是五岳的中岳;于《释水》类,提出《吉日》里的漆沮,不是《緜诗》、《周颂·潜》中的漆沮;于《释时令》类,提出刘公早以建子(农历十一月)为正月;于《释祭祀》类,提出褅飨明堂是周公首创;于《释官职》类,提出司徒、司空、司马之设立皆在《周官》之前;于《释兵器》类,提出古代兵士的甲都是皮革所作;于《释宫室》类,提出《君子阴阳》是伶官所著,而非妇女所作;于《释草》类,提出麻有两种;于《释鸟》类,知桑扈也有两种;于《释马》类,提出《卫风》的、《鲁颂》的牧马,都是用来准备战争用的,《司马法》的“马牛车乘俱出于民”,是王莽伪托之文,所言多出于前人所说,如邶、鄘、卫为三地名说出自顾炎武:《崧高》“维岳”为吴岳之说出自阎若琢;漆沮之说出自许谦;公刘建子之说出自毛亨;古甲用革之说出自陈祥道;麻有两种之说出自蔡卞;桑扈两种之说出自陆佃等。但此书博采众说严谨, 不以名物训诂炫博,而以阐发经义为重。

毛诗稽古编

作者：陈启源、字数：19.81 万字、更新：2022-07-06

清陈启源标举汉学,为《诗经》正义、训诂的著作。30卷。作者认为,自欧阳修《毛诗本义》出,毛传、郑笺渐为学者所疑,遂有郑渔仲 (樵) 之徒“逞其臆见,废序谭经” (阮元序) 。朱熹著《诗集传》,亦从郑渔仲说,影响及于后世。兼之元朝以降,以朱子集传取士,明人说经,犹喜骋虚辨,毛传、郑笺遂废。作者为发扬汉学,曾与朱鹤龄同治毛诗,因作是编。其书于诗义则宗《诗小序》,释经则本于毛传、郑笺,训诂本于《尔雅》,正字本于《说文》,“志在复古,力排众议” ,其 “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 ,吕祖谦《读诗记》次之,严粲《诗缉》又次之。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 (按,当作《诗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其余偶然一及,率从略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全书卷1至卷24依次解诗,而不载经文,但标举篇目而已。其无所论说者,并篇目亦不载。卷25至卷29为总诂,有举要、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卷末为附録,统论风、雅、颂之旨。按作者虽 “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 ;又 “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 (同上) ,终不免于拘执;又偶于经义之外 “横滋异学”。如释《邶风·简兮》,以 “西方美人”牵及杂说,称佛教之传入,始于周代。又由此称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于西方,凡此皆属无稽之言。有嘉庆十八年庞氏刊本,阮刻经解本,光绪九年上海同文书局缩印本。

礼说

作者：惠士奇、字数：18.36 万字、更新：2022-07-06

十四卷。清惠士奇(1672－1741)撰。惠士奇字天牧、仲儒，晚号半农居士，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间进士，康、雍、乾间历仕。早年兼治经史，晚年尤邃经学。任广东学正，倡导经学，除着《礼说》外，还有《易说》、《诗说》、《半农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红豆斋时术录》、《南中集》、《采莩集》、《半农先生集》。《礼说》是惠士奇考证辨析《周礼》所涉名物制度的着作。《礼说》不载《周礼》经文，只标举所有考据辩驳者，各为其说，依经文次序编之。惠士奇鉴于西汉郑玄注《周礼》不免汉制，因而反对用清代的音字进行推求，主张考求原委。《礼说》将古音古字分别疏通，援引诸史百家之说。证明周制，参证郑玄《周礼注》所引汉制，皆旁引经文，持论有实证。实为治《周礼》之力作。《礼说》版本有红豆斋原刊本、清嘉庆年间上海彭氏校刊本、阮刻经解本。

礼书纲目

作者：江永、字数：62.00 万字、更新：2022-07-06

八十五卷。清江永(1681－1762)撰。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为未完成之作，后人续修亦未完成。江永广摘博讨群经，以《周礼》原秩列纲目，为《礼书纲目》，自称“欲完成朱熹未竟之志，成《礼》、《乐》之完书。”此书仿《仪礼经传通解》体例，参考群经，洞悉条理，并多能补其所未及。《礼书纲目》不随意立异，如《士冠礼》履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辞后记，《仪礼经传通解》移置经文陈服节末，江永则沿用《周礼》原说，不故意诘难。又如《仪礼经传通解》割裂《士冠礼》，江永则仍用记文，不用《通解》尤为详慎。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相比，《礼书纲目》逻辑性强，内容更为详实，仪例较密，是研究礼学价值颇高的着作。版本有清熹庆十五年(1801)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黄氏试馆刊本，婺源刊本。

春秋宗朱辨义

作者：张自超、字数：8.50 万字、更新：2022-07-06

十二卷。张自超撰。张自超字彝叹，高淳(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张自超之研究经史，期于躬行实践，康熙四十二年中进士后授经讲学，文行日着，未仕而卒。此书以朱熹谓《春秋》据事直书为旨。张氏认为，《春秋》寓有褒贬，但不是孔子有意为褒贬，孔子只是“据其事直书之。其事是则其辞若褒，其是非则其辞若贬；其事是之中有非，非之中有是，则其辞若以褒为贬，若以贬为褒”。他又说：“夫子笔削鲁史，直书于册，而罪之大小俱着，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非以笔削见，褒贬以是非见，‘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他逐条驳斥诸儒以《春秋》书、不书、书人书名书字、书国书族书氏、书即位不书即位、侵伐会盟、崩薨卒葬等为褒贬之说，切中古代冶《春秋》者之通弊。惟认为《春秋》寓褒贬于事中，仍未跳出旧说之窠臼。由于张氏反对《公羊》、《穀梁》褒贬之说，故虽认为“《左氏》之浮夸，不可全信”，但仍主张“读《春秋》不得不考事于《左氏》”。此书虽以宗朱为名，但亦稍有违从，后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此书。现存世耕堂刻本、光绪七年刻本，《榕村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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