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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分享
五礼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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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六十二卷,清秦蕙田(1702－1764)撰。秦蕙田字树峰，号味经，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进士，授编修，命南书房行走。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立朝三十年，刚介自守。其学以穷经为主，不居讲学之名。能通经文，好治《易》及音韵，历数之学，尤精三礼。认为儒者不能“舍经以谈道，离经以求学”，以经术笃行，知名国内。着作除《五礼通考》外，还有《五礼通考序录》、《观象授时》、《味经斋类稿》。古有五礼，始见于《周礼·大宗伯》，即吉、凶、军、宾、嘉；又有宗伯掌五礼之说。秦蕙田《五礼通考》是关于古代礼制的一部总结性着作。此书仿清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博及吉、凶、宾、军、嘉五礼，分七十五类，网罗众说，于《礼》经之文，如郊祀，明堂宗庙，朝会，冠、婚、宾、祭、宫室、器用等，是以经证经；于历代诸儒注疏，则取相矛盾的互为参证；对唐宋以来名家考论发明之事义，则取百家之说相端审。书中将《乐律》附于《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以天文推前，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一并载入《嘉礼》。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属，然周代六官，总名为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含本博，故秦蕙田此书略显博杂。《五礼通考》体大思精，囊括万有，考证经史，原原本本，经纬分明，实为五礼之类典。有论者认为秦蕙田《五礼通考》能竟朱熹未竟之志。此说颇有道理。版本有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味经窝刊本。
四如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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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卷。宋黄仲元撰。仲元字善甫，号四如，莆田(今属福建省)人。南宋度宗咸淳七年进士，授国子监主簿不就。宋亡，更名渊，字天叟，号韵乡老人，教授乡里以终，除此书外，还着有《经史辨疑》。《四如讲稿》又称《黄四如先生六经四书讲稿》。内容涉及诸经，其说经多述朱子之论，但也时有新意，抒发自己心得。如他认为周时皆用井田制，否定郑玄畿内用贡、都鄙用助之说等，发前人所未发。此书至明嘉靖年间始有雕版印行，已有残缺。今存有明刻本一种二本，其一为清康熙年间黄雯重修；另有清抄本二种。
十三经注疏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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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卷。题为清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园，一字畹叔，仁和(今浙江杭州市)人。乾隆元年由监生召试博学鸿词，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山东按察使。此书实为与廷芳同时的浦镗撰而由廷芳刊行的。镗(生卒年不详)字金堂，一字声子，号秋稼，嘉善廪贡生(参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证》)。此书或称《十三经注疏正误》，为校正十三经注疏而作，以监本、重修监本、陆氏闽本、毛氏汲古阁本参互考证，音义和释文以徐氏通志堂本为准。诸经正义，宋代曾在端拱、咸平、景德年间多次校正，但由于版本久湮，明以来公私刊版也有据宋本刊正的，而所刊往往不同。此书把诸经原文每条标出本句，再疏其讹误于下，并标明据何本而改。不能确定的字句，一并存疑，即便是据某人所言也并附于后。对文字本身的形声六体，推究尤为详细，清代校经之书莫详于此。但此书也有缺陷，中国古代文字，经久嬗变不能尽以许慎之说为依据；且经学流传多由口授，又限于门户，经典之间的差别很大。作者囿于所见，未见古来善本，又以时文之体读唐代义疏，往往疑所不当疑，而援引俗刻他书肆意窜改。
五经稽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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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卷。明朱睦㮮撰。内容包括《易》、《诗》、《书》、《礼》、《春秋》。睦先作《春秋经传辨疑》四卷行于世，后又研读《易》、《诗》、《书》、《礼》四经，有所心得，且述且作，成若干卷，便把已流传于世的《春秋经传辨疑》与后来所得的若干卷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书，定名为《五经稽疑》。此书以抄本传世，不分卷帙。清修四库全书时，依据《明史》本传载其有《五经稽疑》六卷，便以其内容分其书为六卷，由于其《春秋经传辨疑》(《五经稽疑》自序称之为《春秋稽疑》)曾别行于世，故《明史·艺文志》载睦着述有《春秋经传辨疑》和《五经稽疑》两书，实为一书。睦于五经古义多所发明，特别是对《春秋》经传提出了许多有理有据的新见解，为全书之精华。
春秋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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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卷。王元杰(生卒不详)撰。王元杰字子英，吴江(今属江苏省)人，元代经学家。家世业儒，至正间领乡荐，以兵兴不仕，教授乡里以终。此书辑程颐、朱子论《春秋》之言分缀经文之下，又节录胡安国《春秋传》以尽其意。王氏之说则列于三家之后，称之“谳”。干文传、寿道《序》称此书乃是放求朱熹《周易本义》、《诗传训辞》、《礼经制度》、《四书集注》、《集义》、《语录》宗旨，“凡释经引证之言，师友讲明之论，其有发明《春秋》之旨者，具载本经，证以胡氏释辞”，花了近二十年功夫而成。此书虽以程、朱、胡为主，但于程、胡之说尚有歧异，而于朱熹则无一异词，叶梦得有《春秋谳》一书，王氏可能未见，故书名与之相同。但议论则不及叶氏之精。此书虽唯朱熹是从，但亦多调和之论。如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胡安国提出夏时冠周月之说，且云本之程颐。朱熹对胡氏此说曾加以驳斥，而王氏《谳》主胡氏之说，又以朱熹之语委曲以证之，殊为不类。此书原十二卷，后脱佚后三卷。现存万卷楼抄本。
五经蠡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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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卷。明蒋悌生(生卒年月不详)撰。悌生字仁叔，福宁州(今福建霞浦)人，洪武初举明经，任本州训导。此书乃作者为避元末战乱，潜遁蓝田深谷中修研经籍，时有所得，辄笔录而成。内容包括《周易》、《尚书》、《毛诗》、《春秋》。书名为五经而实只四经，是因此书在蒋悌生时并未定稿传世，直到明嘉靖十七年，浮梁闵文振纂修州志，始得书稿于其后人，序而刻之，其时原稿已残缺不全，《礼记》部分已全佚。今所见传本中说经之文或大写或夹注，有些只有经文或章句之目而无训释，体例散乱，正说明此书为草稿而非定稿。悌生解经虽以宋人为主，却并不墨守宋学，对前人成说多所订正，又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尤为后人所称道，认为他名虽不及熊朋来，书则实在朋来上。但由于书稿成于穷山，所见书籍有限，考据引证非其所长，成为该书主要缺陷。取名“蠡测”，含义也正在于此。今存有明嘉靖十七年蒋世滋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春秋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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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卷。徐学谟(1522－1593)撰。徐学谟字叔明，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明代文学家、经学家、史学家。嘉靖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徐氏平生着述，除自此外，还有《世庙识余录》、《万历湖广总志》、《春明稿》、《徐氏海隅集》、《归有园稿》。此书即其《海隅集》中之一种。以鲁十二公各为一篇，不载经文，只按《春秋》年月随经诠义。徐氏认为，《春秋》是依据鲁史旧文而写定的，如果鲁史有阙，孔子也不能增益。如隐、庄、闵、僖四公不书即位，桓公三年以后不书王，卫人、陈人从伐郑不书天，以及日月之或有或无，皆非孔子所笔削。反对《公羊》、《穀梁》无字非例之说及孙复、胡安国无事非讥之论。据其《自序》称，此书是裒辑三传及苍宁、杨士勋、何休、孔颖达诸家疏解与胡安国《春秋传》，“略其正变之例，抉其有无疑似之文，只采其说之不诡于理者以符会孔氏‘窃取’之意”汇集而成。徐氏说“理”，常求其平正符合于常情，而力避诡异之说，对《胡传》或取或舍。如桓公三年春正月不书王，驳胡氏“桓无王”之说，认为“皆史之阙”；桓公三年冬《经》“有年”，《胡传》本《公羊》义，以为“桓不当有年而书有年为变异”，徐氏认为，“有年”有关民命，而与君道无关。现存明《徐氏海隅集》刻本。
春秋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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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卷。明湛若水撰。陆氏认为，《春秋》乃“鲁史之文而列国之报”，与晋之《乘》、楚之《梼杌》属同一性质。所以治《春秋》者，“不必泥之于经，而考之于事；不必凿之于文，而求之于心。大其心以观之，事得而后圣之心，《春秋》之义可得”。可惜的是，“鲁史之文世远而久湮，左氏之传事实而未纯，其余皆多臆说耳。自三氏百家以及胡氏之传多相沿袭于义例之蔽，而不知义例非圣人立也，《公》、《穀》穿凿之厉阶也。”因此湛氏乃取诸家之说以厘正之，其书取名“正传”，意即正诸传之谬。其体例是先例经文，再以“正传曰”释义，然后引诸儒三传之说，最后以己意折衷断之，与刘敞《春秋权衡》一书之体例很相近。此书卷首有《正朔月数论》，认为“春王正月为周之春月，但《经》强调王字，可知尚有原因，盖夏商之余民各因其故俗，而列国或各建正朔以自异，容或有不同者。”其说颇近情理。现存明嘉靖刻本、清乾隆二十四年湛氏刻本。
春秋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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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卷。陈厚耀撰。杜预作《春秋长历》，陈氏认为杜书疏失过多，固作此书以补杜氏《长历》。此书共有四部分。一是《集证》，备引《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唐书》、《宋史》、《元史》之《律历志》以及《左传》孔疏、赵汸《春秋属辞》、徐圃臣《天元历理》、朱载堉《历法新书》诸说，以证推步之异，其中引《春秋属辞》载杜预论日月差谬一条，为杜注孔疏所无，亦不见《永乐大典》；又引《大衍历义·春秋历考》一条，亦为《唐书·律历志》所无，皆为珍贵资料。二是《古历》，以古法十九年为一章。一章之首，推算周历正月朔日冬至。前先列算法，后以《春秋》十二公纪年，横列为四章，纵列十二公，作成年表，以求历元。陈氏发现，古六历(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之差别主要在岁首确立之月份不同，而年月日之规定与划分却基本一致，皆是一年日，一月29日，十九年置七闰，同为古四分历。据此推得鲁所使用之周历，以冬至为正月朔日。陈氏按四分法列出年月日，为鲁国十二公排出一清晰之年表。三是《历编》，依据杜预《长历》之佚文，列出《长历》所推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四是《历存》，依据其对古历之考证定出各月之大小及朔日干支，与杜说两相对照。陈氏推得鲁隐公元年正月庚戌朔，与杜氏《长历》所推算之辛巳朔相差一月。杜氏以经传干支排列推算，得出隐公元年之前一年失一闰之结论，陈氏认为杜氏所推与《春秋》经传之干支及日食不合，考证隐元年之前一年非失一闰，而是多一闰，因而退一月，定隐公元年庚戌朔。杜预《长历》所使用之方法是以干支排列，比较原始，而陈氏精通历法，又能参考前人之研究成绩，故所推较杜氏精密，不仅能补杜氏之阙失，亦能正其讹舛。陈氏此书所使用的考据学方法直接影响了其后研究《春秋》历法之学者，如成蓉镜《春秋日南至谱》、罗士琳《春秋朔闰异同》、王韬《春秋历学三种》、盛百二《春秋日食考》等皆受其影响。现存《续经解》本，孔氏微波榭刻本。
春秋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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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杨于庭(生卒不详)撰。杨于庭字道行，全椒(今属安徽省)人，明代经学家，诗人。万历进士，官至兵部职方郎中。除此书外，有《杨道行集》。此书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而作。丘应和《序》称，杨氏“于六籍靡所不窥，读《春秋》，间不满胡氏说，辄置疑焉，汇而成帙，以质四方。”杨氏认为，胡安国《春秋传》于《春秋》大义，合者十之七，不合者十之三；其采用或驳斥《左传》、《公羊》、《穀梁》，也有不当之处。《胡传》之失，主要有于“议论务异而责人近苛”。杨氏指出，《胡传》“有剿《公》、《穀》而失之者，以王子虎为叔服、公孙会自出奔之类是也；亦有自为之说而失之者，卒诸侯别于内而以为不与其为诸侯，滕自降称而朝桓得贬之类是也”。此书之驳《胡传》穿凿附会之论多深切其弊。如卷一《春王正月》(上中下)驳胡氏“夏时冠周月”；隐元年驳胡氏以不书公即位为未请命于王等等，皆有根据。此书虽以驳《胡传》为主，但自发议论者不少，如卷二桓公三年“公子翚如齐逆女”但云：“隐世翚再帅师，不曰公子，此曰公子翚者何也”“翚为桓弑隐，故《春秋》以此为桓公之公子翚耳。”又此书攻驳胡氏穿凿，然杨氏之论其穿凿处更不下胡传，所述《春秋》之义，亦皆臆说。现存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
春秋诸国统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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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卷。目录一卷。元齐履谦(1263－1329)撰。齐履谦字伯恒，大名(今属河北)人，元代经学家、天文学家。齐氏幼通算术，自星历生累迁授时郎、秋官正。泰定中曾以太史院史奉使宣抚江西福建，所以罢免贪官污吏四百余人。其平生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大学四传小注》、《中庸章句读解》、《论语言仁通旨》、《书传详说》、《易本说》、《二至晷景考》、《经串演撰八法》等书。此书是齐氏任国子司业时所作。齐氏认为，“春秋”原是古者史记的通称，而今《春秋》一书，则是孔子“以同会异，以一统万之书”，是孔子合鲁、周、宋、齐、晋、卫、蔡、陈、郑、曹、秦、薛、杞、滕、莒、邾、许、宿、楚、吴二十国史记而作。但是，自三传专言褒贬，于诸国分合及《春秋》之所以为《春秋》都未有及之者，所以作此书，以备诸家之缺。全书共二十二篇，首列鲁周(所谓“内鲁尊周”)，其余各国则各以五等之爵为次，而因楚吴僭王号，故列之于最后，最后所附两篇则是诸小国与诸亡国。于各国下先叙大势与其排比之意，题曰“某国春秋统纪”。其后则排比经文，附以议论。现存元延璠七年刻本、汲古阁本、《通志堂经解》本。
礼经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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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卷。宋叶时撰。叶时生卒年不详，字秀发，自号竹野愚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淳熙十一年间(1184)进士。授奉国军节度推官，历任吏部尚书，理宗初以显谟阁学士出知建宁府，后以宝文阁学士提举崇福宫。卒谥号文康。《礼经会元》以概括《周礼》而立论，共一百篇。除第一篇总序泛论《礼经》、第二篇驳汉儒之失、第一百篇补《冬官》之佚外，其发挥经义实为九十七篇。其中《朝仪》、《宫卫》、《王畿》、《祭乐》、《明堂》、《分星》六篇，各附以图，由于刊本错乱，“祭乐”后所附之图，实为“乐舞”之图，“祭乐”之图移于前幅。《礼经会元》体例与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略同，议论多互相矛盾，从内容上看，《太平经国》所论庞杂，《礼经会元》则无此疵。叶时受当时疑古风影响，极力驳贬前儒而立己说，如“注疏”一篇，认为刘歆诬《周礼》，基本承先儒旧论；“补亡”一篇，认为《冬官》散见五官，与俞庭椿《周礼复古编》观点相同；至于认为河间献王以《考工记》补《冬官》是多余的，汉武帝不信《周礼》，由此一篇，则无根据；又驳难郑玄所注深害《周礼》，诋其不该用纬书注《周礼》以及用《国语》注“分野”等，则过于偏颇。其必欲复封建、井田、肉刑则显与时事不合。然总体而论，叶时的《礼经会元》对《周礼》概括基本准确，较为可取，《四库全书总目》评其“大旨醇正，多能阐发体国经野之深意”，是后世研究者研究《周礼》的一部有价值参考书。《礼经会元》版本有：元刊本，藏于南京图书馆；明嘉靖萧梅林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元至正杭州路儒学刊本，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元至正藤花榭刊本；汪氏丛刊本；陆有元刊本；明初黑口本；陆子全书本；明复刊元至正本；洞庭席氏刊本；清许元准刊本；乾隆桐柏山房刻本；乾隆间写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本；康熙十九年(1680)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本；乾隆五十年(1785)通志堂刊修补本。
春秋宗朱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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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张自超撰。张自超字彝叹，高淳(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张自超之研究经史，期于躬行实践，康熙四十二年中进士后授经讲学，文行日着，未仕而卒。此书以朱熹谓《春秋》据事直书为旨。张氏认为，《春秋》寓有褒贬，但不是孔子有意为褒贬，孔子只是“据其事直书之。其事是则其辞若褒，其是非则其辞若贬；其事是之中有非，非之中有是，则其辞若以褒为贬，若以贬为褒”。他又说：“夫子笔削鲁史，直书于册，而罪之大小俱着，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非以笔削见，褒贬以是非见，‘比事属辞，《春秋》之教也。’”他逐条驳斥诸儒以《春秋》书、不书、书人书名书字、书国书族书氏、书即位不书即位、侵伐会盟、崩薨卒葬等为褒贬之说，切中古代冶《春秋》者之通弊。惟认为《春秋》寓褒贬于事中，仍未跳出旧说之窠臼。由于张氏反对《公羊》、《穀梁》褒贬之说，故虽认为“《左氏》之浮夸，不可全信”，但仍主张“读《春秋》不得不考事于《左氏》”。此书虽以宗朱为名，但亦稍有违从，后方苞作《春秋通论》多取材此书。现存世耕堂刻本、光绪七年刻本，《榕村全书》本。
春秋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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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总例一卷。元吴澄撰。此书仿陆淳《春秋纂例》之体例，采摭诸家之言，各附于经，而间以己意论断。首为《总例》七篇，其“天道”、“人纪”二例为吴氏所首创，其余“吉”、“凶”、“军”、“宾”、“嘉”五例，则与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雷同。七例共八十八目。其《自序》云：“凡《春秋》之例，礼失者书，出于礼则入于法，故曰刑书也。”此书之体例虽近似张大亨《五礼例宗》，而其说经则近似苏轼与朱熹，认为《春秋》本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反对支离破碎、刻巧变诈之说，其说以《左传》为主。如桓公三年春正月，吴氏以为阙文，反对前儒“桓无王明天讨不加”之说。此书初刻于元，现存田元刻大字本、《四库》系抄本。
礼书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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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卷。清江永(1681－1762)撰。朱熹《仪礼经传通解》为未完成之作，后人续修亦未完成。江永广摘博讨群经，以《周礼》原秩列纲目，为《礼书纲目》，自称“欲完成朱熹未竟之志，成《礼》、《乐》之完书。”此书仿《仪礼经传通解》体例，参考群经，洞悉条理，并多能补其所未及。《礼书纲目》不随意立异，如《士冠礼》履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辞后记，《仪礼经传通解》移置经文陈服节末，江永则沿用《周礼》原说，不故意诘难。又如《仪礼经传通解》割裂《士冠礼》，江永则仍用记文，不用《通解》尤为详慎。与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相比，《礼书纲目》逻辑性强，内容更为详实，仪例较密，是研究礼学价值颇高的着作。版本有清熹庆十五年(1801)刊本、光绪十九年(1893)黄氏试馆刊本，婺源刊本。
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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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卷。清惠士奇(1672－1741)撰。惠士奇字天牧、仲儒，晚号半农居士，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康熙间进士，康、雍、乾间历仕。早年兼治经史，晚年尤邃经学。任广东学正，倡导经学，除着《礼说》外，还有《易说》、《诗说》、《半农春秋说》、《大学说》、《交食举隅》、《琴笛理数考》、《红豆斋时术录》、《南中集》、《采莩集》、《半农先生集》。《礼说》是惠士奇考证辨析《周礼》所涉名物制度的着作。《礼说》不载《周礼》经文，只标举所有考据辩驳者，各为其说，依经文次序编之。惠士奇鉴于西汉郑玄注《周礼》不免汉制，因而反对用清代的音字进行推求，主张考求原委。《礼说》将古音古字分别疏通，援引诸史百家之说。证明周制，参证郑玄《周礼注》所引汉制，皆旁引经文，持论有实证。实为治《周礼》之力作。《礼说》版本有红豆斋原刊本、清嘉庆年间上海彭氏校刊本、阮刻经解本。
毛诗故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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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书。西汉毛公撰。《诗经》传至西汉,分为四家,齐鲁韩三家为今文,毛诗为古文,《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29卷,《毛诗故训传》30卷,然但称“毛公之学”,不著其名,今人一般认为作《故训传》者为鲁人毛亨(称“大毛公”),毛亨授赵人毛苌(称“小毛公”)。四家诗中,毛诗最为晚出,势力也最小,自东汉末郑玄为之作笺,始大行于世,以后三家诗渐次亡佚,毛诗遂成为《诗经》之唯一传本。《毛诗故训传》是目前所存最早的传注体训诂书, “‘诂训’第就经文所言者而诠释文, ‘传’则并经文所未言而引申之,此‘诂训’与‘传’之别也”(清毛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毛诗训诂传名义考》),“诂训”亦即“故训”,用来释字词,“传”则用来通诗义。全书以“故训”即解释字义为主,行文简约,大量采用直训即“某,某也”的形式,然而多是随文立训,所注均为句中使用义,或以大类名释小类名,或以小类名释大类名,或以今字释古字,或以通行字释非通行字,等等。故同一个字可能用不同的字来解释,而不同的字也可能用相同的字来解释。其他术语,有“某犹某也”、“某亦某也”、“某谓之某”、“某某为某”、“某某曰某”、“某言某某”、“某,某属”、“某,某貌”、“某,辞也”、“某,叹辞”、“某,某也,一曰某也”等,训释词与被训释词在词义上通常并不是完全的对等关系,而只限于本篇本句中的使用义。在“传”的方面,毛公不但解释句义、章旨、篇旨,也解释创作手法,标明“兴”体,还常介绍诗之背景材料。毛公的训诂体例和术语并非都是自己独创,而是渊源有自,继承发展了前代学者的成就(今人可以从《国语》、《左传》、《礼记》等书中考见其承袭之轨迹),把前人分散的诂训体例和术语汇于一书中,形成了完整严密的体系,奠定了传注体训诂学的基础。今通行者为《十三经注疏》本,又有宋刻单行本二部,藏北京图书馆。清段玉裁有《毛诗故训传定本》30卷,亦可参看。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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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三国吴陆玑撰。陆玑字元恪，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仕吴为太子中庶子、乌程令。《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序录》俱着录，皆谓三国吴陆玑撰。然明北监本《诗正义》所引作陆机，明毛晋《津逮秘书》所刻援陈振孙之言，题曰唐陆机，皆误矣。《崇文总目》云：“世或以‘玑’为‘机’，非也，机本不治《诗》，今应以‘玑’为正。”今本二卷，关于今本性质，诸家说法不一：有谓为缀拾之本者，清焦循曰：“陆疏太约，为后人缀拾之本。吕东莱所引陆疏言《毛诗》授受与此大异，知缀拾者未见《读诗记》也。”有谓今本即陆氏原本者，清丁晏曰：“《初学记》‘烛类’引陆士衡《毛诗草木疏》，唐人已误为“机”，幸有《释文》爵里甚明。今所传二卷即玑之原书，后人疑为缀拾之本，非也。以《尔雅》邢疏、《齐民要术》、《太平御览》所引证之，仍以此疏为详。疏引刘歆、张奂诸说皆古义之仅存者。间为遗文，后人传写佚脱耳。下篇叙四学源流，至为赅洽，毛公名亨，得此疏而始备。惟其去古未远，是以述古能详，尤信其为原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今本乃后人所辑，曰：“原本久佚，此本不知何人所辑，大抵从《诗本义》中录出。”《郑堂读书记》亦谓“元恪原书久佚，此本多从《诗正义》中采辑成编，然以《诗正义》核之，搜摭尚多遗漏，迄今诸家传写不免有所窜乱，又非欧公撰《崇文目》时所见之本矣。”《四库提要》及《郑堂读书记》所言当是，今本乃后人所辑之本；然此书保存了诸多有关《毛诗》的名物训诂，还是很有价值的。《四库提要》曰：“虫鱼草木今昔异名，年代迢遥，传疑弥甚。玑去古未远，所言犹不甚失真，《诗正义》全用其说。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其驳正诸家，亦多以玑说为据。讲多识之学者，固当以此为最古焉。”今本凡草之类四十八、木之类三十一、鸟之类二十二、兽之类七、鱼之类八、虫之类十六；计六类一百三十二则。后有鲁、齐、韩、毛四诗授受源流四则，与《汉书·儒林传》相表里。是书有《续百川学海》本、《汉魏丛书》本、《唐宋丛书》本、《古经解汇函》本等。
毛诗稽古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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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陈启源标举汉学,为《诗经》正义、训诂的著作。30卷。作者认为,自欧阳修《毛诗本义》出,毛传、郑笺渐为学者所疑,遂有郑渔仲 (樵) 之徒“逞其臆见,废序谭经” (阮元序) 。朱熹著《诗集传》,亦从郑渔仲说,影响及于后世。兼之元朝以降,以朱子集传取士,明人说经,犹喜骋虚辨,毛传、郑笺遂废。作者为发扬汉学,曾与朱鹤龄同治毛诗,因作是编。其书于诗义则宗《诗小序》,释经则本于毛传、郑笺,训诂本于《尔雅》,正字本于《说文》,“志在复古,力排众议” ,其 “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欧阳修诗《本义》 ,吕祖谦《读诗记》 次之,严粲《诗缉》又次之。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 (按,当作《诗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其余偶然一及,率从略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全书卷1至卷24依次解诗,而不载经文,但标举篇目而已。其无所论说者,并篇目亦不载。卷25至卷29为总诂,有举要、考异、正字、辨物、数典、稽疑。卷末为附録,统论风、雅、颂之旨。按作者虽 “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 ;又 “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 (同上) ,终不免于拘执;又偶于经义之外 “横滋异学”。如释《邶风·简兮》,以 “西方美人”牵及杂说,称佛教之传入,始于周代。又由此称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独归圣于西方,凡此皆属无稽之言。有嘉庆十八年庞氏刊本,阮刻经解本,光绪九年上海同文书局缩印本。
毛诗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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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宋林岊著。林岊在嘉定年间为全州郡守九年,曾重建清湘书院,与学生讲学其间。此书即门人根据他讲论《毛诗》语言的记录成册。此书简括笺疏,依文训释,取裁毛公、郑玄之说,而折衷异同于其间。虽书中取材不出古人范围,但具融会贯通,无枝言曲说之病。《宋史、艺文志》、马端临《经籍考》及《文渊阁书目》著录此书,皆作五卷。自明代以来,此书久无传本。朱彝尊《经义考》因而以为已佚亡。今存本系从《永乐大典》各韵所载,按次第汇辑而成。《永乐大典》原本所佚的部分,则缺略没法补辑。因篇帙较多,而分为十二卷。其书著作之时,废《诗序》之说正盛,林岊却能发扬毛公《小序》之说,故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称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