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6期-文硕阁独家整理公共版权可商用电子书分享大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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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分享

毛诗注疏

毛诗注疏的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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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毛诗正义》。经学著作。唐代颁布的官书《五经正义》之一。汉毛亨传、郑玄笺、 唐孔颖达疏。40卷,每卷末附核勘记。民国25年 (1936)上海中华书局缩印《四部备要》本。此书以 隋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融 合魏、晋、南北朝学者有关研究《诗经》的见解,阐 释《毛传》和《郑笺》,对于了解《传》、《笺》的内 容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由于《正义》遵守 “疏不破 注”的原则,因而承袭了《传》、《笺》的某些错误, 对《毛传》的本意也产生了误解。后世流传的注本有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今流传有《十三经注 疏》本。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钦定诗经传说汇纂的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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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注本。二十一卷,《诗序》一卷。清王鸿绪等奉敕编。始于康熙末年,成于雍正五年(1727)。编者在序言中提出:“《集传》一书,参考众说,探求古始,独得精意。”实际上代表了康熙王朝官方的评价。此书的编辑,“皆以朱子之说为宗”,将《诗集传》有关诗旨大义、章句训诂以及所标赋、比、兴作法,分别录入各篇各章之首,而对《毛传》、《郑笺》、《孔疏》和其他诸家之说有可取者,皆列于“集说”或“附录”之中。是书之出,可谓朱熹《诗集传》登峰造极的最后一瞬。迨至乾隆二十年(1755),敕编《诗义折中》,“分章多准康成,征事率从小序”,虽云“折中”,实则存心提倡汉学,《集传》一派,从此而日见式微。本书特色之一是内容简明醒目。编者总论,介绍篇义章旨,言简意赅,条理清楚,颇便初学。本书案语,着重推崇《集传》,树朱学的权威。《邶风·静女》、《桧风·羔裘》诸篇,也曾对朱说提出质疑,不过措辞比较委婉。本书采录自汉迄明有关《诗经》的论述凡二百六十家,其中汉至唐代(包括五代)五十五家(汉以前唯引荀况一家),宋代九十四家,元代二十三家,明代八十七家,所引宋、元、明三朝超过二百家以上,占全书的五分之四。宋代的诗学革新,在朱熹之前,较著者有欧阳修、郑樵、王质诸家,朱熹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本书收录欧、郑、王的论述较多。朱熹以后,南宋后期的辅广、蔡沈、王柏,元代的许谦、刘瑾、梁益、朱公迁,明代的朱善、胡广等,相继羽翼并发明朱熹的学说,他们的著作,实际上可以视作《集传》的笺疏。本书大量收录上述诸家的论述,穷源溯流,源流俱备,可谓集朱学之大成。将原来散出各处的资料汇为一编,对于研究诗经学史上的“宋学”,非常有用。《诗经传说汇纂》有《四库全书》本、清同治七年(1868)马新贻刻本、1968年台湾维新书局影印本。


诗本义

诗本义的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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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欧阳修撰。全书十六卷,对《诗经》诸篇先以“论曰”为题,畅言前人之说,然后以“本义曰”表明作者对各诗主旨的看法。又以时世论、本末论以及豳、鲁、序三问阐述对个别诗篇及诗序的看法,书后并附《诗图总序》及《亡郑谱》以助对《诗经》的理解。伴随着北宋初期政治上的革新运动,表现在思想上即要求用新的义疏来阐释汉唐以来的诸经文本,《诗本义》即是第一部对《诗经》研究史上的《诗序》、《毛传》、《郑笺》进行大胆批评的著作。欧阳修自述“于《诗》常以《序》为证”,及“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之故,但并不全遵《诗序》,遇其“有小失”,便“随而正之”,并强调“惟《周南》、《召南》失者颇多”。对于毛、郑二家之说,既不妄加非议,又务求《诗经》本义,吸收其正确观点,纠正不足之处,并言“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对二家诗说进行了大胆指摘。 这种对《诗序》、《毛传》以及《郑笺》敢于非议、指出其缺点的做法,动摇了《诗经》学上的汉学地位,为进一步探求《诗经》诸篇的本义,起了开拓作用。


三家诗拾遗

三家诗拾遗的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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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范家相撰 汉代传诗者四家。《隋书·经籍志》称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唯韩诗存。宋修《太平御览》多引韩诗,《崇文总目》亦著录。刘安世、晁说之尚时时述其遗说。而南渡儒者,不复论及。知亡于政和建炎间。自郑樵以后,说诗者务立新义,以掊击汉儒为能。三家之遗文,遂散佚而不可复问。王应麟于咸淳之末,始掇拾残剩,辑为诗考三卷。然创始难工,多所挂漏。又增缀逸诗篇目、杂采诸子依托之说,亦颇少持择。范家相此编,因王氏之书,重加裒益,而少变其体例。首为古文考异、次为古逸诗,次以三百篇为纲,而三家佚说一一并见。较王氏所录以三家各自为篇者,亦较易循览。以 《三家诗拾遗》为名,则古文考异不尽三家之文者,自宜附录。其逸诗不系于三家者,自宜芟除。虽未免失于贪多,搜采亦间有未周,然较王氏之书则详赡远矣。严虞惇作《诗经质疑》内有 “三家诗遗说”一篇,又惠栋《九经古义》、余萧客 《古经解钩沈》于三家亦均有采掇。论其赅备,都不及此编。《三家诗拾遗十卷》见《四库全书·经部诗类》; 《守山阁丛书·经部》道光本、鸿文书局景道光本、博古斋景道光本;《范氏三种》; 《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


诗补传

诗补传的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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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卷。范处义撰。范处义号逸斋,金华(今属浙江)人。南宋经学家。曾任殿中侍御史,除《诗补传》外,着有《解颐新语》等。范氏认为《诗序》是国史及作诗者之本意,有圣人之言,然而“其不通者辄欲废序,以就已说”(《自序》),于是写了《诗补传》这部南宋尊序的代表作。《诗补传》,原称《逸斋诗补传》,全书共分三部分,正文之前有《序》、《诗补传篇目》、《明序篇》三篇,提出尊序的理由及《诗经》篇目的写作年代。说诗部分一诗一题,先释《诗序》,再释正文,注音夹于句中。《附说》部分对风、雅、颂的含义及《诗经》中的有关音义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训释。如果说,南宋初期,郑樵是疑序的代表人物的话,那么范氏则是尊序的代表,他认为“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明序篇》)。书中对《诗序》和《毛传》进行再解释,对我们理解传统的《诗经》学有重要参考价值。全书结构完整,脉络清楚,词气畅达,有许多地方已突破《毛传》的局限。对诗义的体会方面也有许多精微独到之处。为了维护《诗序》的权威,范氏引用了许多三家诗的资料加以对照,在客观上开了整理、研究三家诗的先声,宋末王应麟作《诗考》,清人范家相作《三家诗拾遗》,均受其影响。该书的局限也很明显,过分拘守《诗序》,没能作更多的开拓与探索,脱离文学说诗,强作解人,亦有不少错解文义的地方。此外在资料运用上也有失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引据《孔丛子》,既属伪书,牵合《春秋》,尤为旁义。矫枉过直,是也一瑕。”现存版本有《通志堂经解》本,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诗传大全

诗传大全的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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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卷,明胡广等著。为明永乐年间所修《五经大全》之一。本刘瑾《诗传通释》损益而成。仅删刘书冗蔓者数条,余皆如故。唯改原书“瑾案”二字为“刘氏曰”,并将刘氏原书以《小序》分属各篇,合为一篇。顾炎武、朱彝尊对此都有辨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述其沿革:“自北宋以前,说《诗》者无异学。欧阳修、苏辙以后,别解渐生。郑樵、周孚以后,争端大起。绍兴、绍熙之间,左右佩剑,相笑不休。迄宋末年,乃古义黜,而新学立。故有元一代说《诗》者,无非朱传(《诗集传》)之笺疏。至延祐行科举法,遂定为功令,而明制因之。然元人笃守师传,有所阐明,皆由心得。明则靖难以后,耆儒宿学,略已丧亡。广等无可与谋,乃剽窃旧文以应诏。此书名为官撰,实本元城刘瑾所著《诗传通释》而稍损益之。”


春秋尊王发微

春秋尊王发微的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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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孙复撰。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学《春秋》,着此书。此书是现存最早的宋代《春秋》学专着。此书上祖唐啖助、赵匡、陆淳废传解注,以经求经,直寻大义之风,又兼宗韩愈排斥佛教,以为佛家是以春秋乱中国之旨,力主“尊王攘夷”。如此书于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下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此为尊王。又如僖公元年“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极邢”条下云:“齐桓公每天遂以来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着,微之也。”而于此言“师”,乃因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此为攘夷。历来治《春秋》者,皆谓《春秋》一书寓意褒贬。如庄公八年《经》“秋,师还”,《穀梁》以“还”为善辞,而《左传》亦云“君子是以善鲁庄公”,这是褒。又如隐公八年《经》“郑伯使宛来归祊”,《穀梁》以名宛为“贬郑伯、恶与地”,这是贬。而《公》、《穀》所谓的《春秋》大义,主要也在于褒善贬恶。然孙复发孟子所谓“《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之意,认为《春秋》有贬无褒。如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葵丘之会,《公》、《穀》根据日月例,以为是美桓公尊天子。然此书却云:“桓公图伯,由帅诸侯,外攘夷狄,讨逆诛乱,以救中国。经营驰骤,出入上下三十年,劳亦至矣。然自服强楚,其心乃盈,不能朝于京师,翼戴天子,兴衰振治,以复文武之业。前此五年致王世子于旨上,今复致宰周公于葵丘,观其心也盈已甚矣!……此葵丘之盟,桓公之恶从可见矣。”诚如南宋大学者朱熹所说,《春秋》只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并没有在文词字句中隐寓什么褒贬,诸儒之言褒贬者已属无稽之谈,而孙复所创之“有贬无褒”之说更是臆度妄断。孔氏《春秋尊王发微》首开宋代以苛议说《春秋》之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引常秩批评孙复之言曰:“明复为《春秋》,犹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有刑,步过六尺者有诛。”叶梦得着《石林春秋传》,于诸家义疏多所排斥,但特别反对孙复此书,认为孙复不深于礼乐,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经者,虽概以礼论当时之过,而不能尽礼之制,尤为肤浅。尽管诸儒对孙复此书多所批评,但此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开了宋学之先河。现存有宋抄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等。


家庭宝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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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宝筏》是别樵居士编纂的一本戒淫的善书。别樵居士,生平不详。共有总论、好色必死、纵欲则学业无成、纵欲则子孙不蕃、节欲、制心、避嫌疑、戒谈闺阃、谨交游、勤职业、禁淫书、禁挟妓、论妾、防闲子弟、及时婚配、奸近杀、名节、保全用人名节、溺婴堕胎、因果、考验功过二十一个章节。


劝报亲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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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附在《中华传世名著经典丛书》中的《孝经》后面的文献,其主要内容是: “天下重孝孝当先,一个孝字全家安。”“生前尽孝亲心悦,死后尽孝子心酸。孝经孝文把孝劝,孝父孝母孝祖先,为人能把祖先孝,这孝能使子孙贤,贤孝子孙钱难买,这孝买来不用钱。”“从来亲恩报当先,说起亲恩大如山,要知父母恩情大,听我从头说一番。”文献从十月怀胎说到结婚成家,父母对子女精心养育、培养成人。强调“父母恩情似海深,人生莫忘父母恩”,“父子原是骨肉亲,爹娘不敬敬何人·养育之恩不投报,望子成龙白费心”。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宣传孝道的重要文献。


西畴老人常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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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西畴常言》。一卷,宋何坦撰。此书分讲学、律己、应世、明道、莅官、原治、评古、用人、正弊九门,各门之下分条记事,间加评论。其书“大抵因旧说而衍之”(《四库全书总目》)。书中所论大抵精辟近理。如其《讲学篇》说性与天道子贡不得闻,而以后世学者窃袭陈言,自谓究理尽性为妄;《明道篇》谓儒者之待异端甚于拒寇敌,也都是有所感而发。至于其论心如槃水,措之正则表里莹然,微风过之,则湛浊动于下,方未动时,非有以去其滓污也,澄之而已。风之过,非有物入之也,挠动则浊起也,所见颇近于禅。又说孟子之辟杨、墨,深排峻拒,词费而力殆,收功甚少。其他如律己、应世、用人、正弊等篇,对于个人修养、治国安邦都有所论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版本主要有《百川学海》、宛委山堂《说郛》、《丛书集成初编》等丛书本(作《西畴老人常言》)、商务印书馆《说郛》本(作《西畴堂言》)。


劝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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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世名著经典丛书》中的《孝经》后附印的一篇名作。其作者是清代王中书。作品一开头就提到“孝为百行首”,接着劝人尽孝,歌道: “若不尽孝道,何以分人畜”,“慈乌尚反哺,羔羊犹跪足,人不孝其亲,不如草与木”,“勿以不孝口,枉食人间谷,天地虽广大,难容忤逆族”。郑重告诫为人子女,不孝敬双亲就不如禽兽。这是中国封建时代劝孝的经典诗歌。


琼琚佩语

琼琚佩语的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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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琚佩语》的作者是清初时期的参政大臣魏裔介,魏裔介是清顺治三年的进士,曾官拜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入保和殿大学士,魏裔介入阁处理国家大事之时年仅四十余岁,当时须发皆黑,所以得以“乌头宰相”之美称。魏裔介为满汉融合有非常大的贡献,等到时局稳定之后选择急流勇退,在其晚年辞官回家潜心著书,《琼琚佩语》便是在此时期写作而成。书中有许多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其处事立身的金玉良言,在后世影响深远,其处世至学思想对后人亦帮助颇大。


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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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大事者都是要有远见卓识的。在多数人以猎取为能之时,许劭的《予学》着实独树一帜,“高人一等”。它的价值不在于标新立异,而在于找到了决定人生成败的最本质的东西,而在此之前,人们或是茫然不知,或是不屑一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予学》的古籍整理便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它能促人改变观念,不仅仅以猎取和占有为能,而且要在“给予”这条更高的成功之途上多下功夫。这是建设文明和谐社会所必需的道德素养,更是对人对己都有利的处世谋略。学古人“舍”与“得”、“予”与“取”的智慧,小予小成,大予大成!


内外服制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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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卷。宋车垓(生卒年不详)撰。垓字经臣,初名若绾,号双峰。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县尉,因年老未赴任,德祐二年卒。车垓及其从兄若水均受学于季父安行,行乃为朱熹门下陈埙之弟子。故车氏《通释》,据文公家礼而补其未完备之处。是书有图、有说、有名义、有提要,所有正服、义服、加服、降服均阐释明晰,条理井然。朱彝尊《经义考》称,“车氏书,余所储者,缺第八卷以后。卷八书目为三殇以次降服,应服期则殇者降服大功小功,应服在功而殇者降服小功,应服小功而殇者降服缌麻”。今从之。有续台州丛书本。


钦定礼记义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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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研究著作。清乾隆皇帝敕修,八十二卷,其中阐释四十九篇《礼记》的正文七十七卷,附载图集五卷。该书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此编广摭群言,于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辩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徵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此书规模庞大,体例也较复杂,大致包括以下七类。一、正义,直接诠释经义的历来无争议的有关内容。二、辩正,主要指后儒驳正旧注的正确意见。三、通论,或引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文相互发明。四、余论,主要阐述一些与经义相关的其他事物。五、存疑,主要并存历来礼学家对疑难经义的不同见解。六、存异,主要保留一些对名物象数的特殊见解,以资考辨。七、总论,在逐节释义的基础上,将数节相关的内容放在一起进行总体评述。《礼记义疏》体例详备,内容丰赡,不失为一部研究《礼记》的重要参考书。有《御纂七经》本,《四库全书》本。


钦定仪礼义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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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旨撰。1748年钦定《三礼义疏》第二部。此书诠释七例:“正义”、“辨正”、“通论”、“余论”、“存疑”、“存异”、“总论”,与《钦定周官义疏》同。分经文四十卷,冠以《纲领》、《释宫》各一卷不入卷数,《礼器图》四卷,《礼节图》四卷,总四十八卷。《仪礼义疏》大致以敖继公《仪礼集说》为宗,参核诸家以补正其错乱疏漏。至于今文、古文之异同,均用郑注。分章节则多以朱熹《仪礼经传统解》为主,并与杨复《仪礼图》、《仪礼旁通图》、敖继公《仪礼集说》相互参校;《经》、《记》文之顺序,以古文为主,不用割附之说;《释宫》用朱熹点定、李如圭的《仪礼释宫》;《礼器》用聂崇义《三礼图》;《礼节》用杨复《仪礼图》,并一一刊其错误,拾其疏漏。《仪礼义疏》工程浩大任务艰巨。《四库全书总目》评之“举数百年度阁之类编,搜剔疏爬,使疑义奥词,涣然冰释,先王旧典,可沿溯得以其津涯,考证之功,实较他经为倍蓰”,颇为中肯。《钦定仪礼义疏》总结了清以前几百年间学者研究《仪礼》之成就,功劳巨大。版本有内府刊本、外省翻本、乾隆间《四库全书荟要》本。


华学科学与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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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是胡兰成在台湾出版的第一本书。1974年他受聘为中国文学学院终身教授,开门授课,其向来高谈汉文明或中国文明,此书即是他为授课而准备的一本书,记录了他在中国文化学院期间的思想精华。其书全面论述了中华文明的优越性,究天人之际,穷东西之辩,提出华学一词,将中国文明上升到与科学、哲学这两大世界学科并立的高度。其中见解深得唐君毅、卜少夫等人推崇。


钦定周官义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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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卷。清鄂尔泰等奉敕撰,乾隆十三年(1748)钦定。据雷熔《方苞行状》载为方苞撰,沈廷芳为方苞传亦略同。方苞生平见《周官集注》。《钦定周官义疏》为清政府钦定《三礼义疏》之第一部。《汉志》载《周官经》六篇,《传》四篇。汉儒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张衡所注,皆称《周官》,马融、郑玄所注,称《周官礼》,至唐贾公彦作疏开始沿用省文,称为《周礼》,清儒认为《周礼》并非本名,故在钦定时仍用《周官》。《钦定周官义疏》对汉至清之《周礼》研究进行广泛挖掘,并作了概括性总结,内容精赅详实。书首冠以《御制日知答》,对钦定此书予以说明。《御制日知答》中说:论《周官》者十则,以昭千古之权衡。其采掇群言,则分为七例:一、正义,直诂经义,确无疑的;二、辨正,后儒驳正,准确无疑的;三、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互相发明的;四、余论,虽非正确而依附经义,与事物之理有所推阐的;五、存疑,各持一说,义亦可通,或已被驳正,而持此论者多,未敢偏废;六、存异,名物象数,久远无传,难得其真,或创立一说,虽未被接受,而不得不存之以资考辨的;七、总论,本节之义已经训解,又合数节而论之,合一职而论之。并认为《周官》六典,其源确出周公,而流传既久,不免有所混乱,不必以为疑,亦不必以为讳。主张说《周官》者以汉郑玄《周礼注》为专门,而训诂既繁,不免有所出入,不可护其缺,亦不可没其长,颇为公正和客观。郑康成以下说礼者,明典制,王安石以下说礼者,阐义理,各执一说,所见皆偏,《钦定周礼义疏》粗精并贯,本末兼赅,博徵约取,持论至平,于《考工记》注奥涩不可解者,不强为之词,实为集汉学宋学之成。版本有:内府刊本、浙江刊本、清抄本。


日讲礼记解义

日讲礼记解义的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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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卷。是编为康熙帝讲晏旧稿,未及成帙,乾隆元年,始诏令儒臣排纂颁行。康熙有言: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又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诚以礼者,范身之是而兴行起化之原也;天之生人,品类纷纶,莫可纪极,圣人起而整齐之法,于天则,于地顺,于人达,于时协,于鬼神斟酌损益,以定其品节限制。俾天下化其好逸恶劳之心,而予以从善弃恶之道。康熙帝以为《礼》、《乐》之纲有三历,日有三千,大者在冠、昏、丧、登、朝、聘、射、案之规,小者在揖让、进退、饮食、起居之节,循之则君臣上下赖以序,夫妇内外赖以辨,父子兄弟、婚媾姻娅赖以顺。而反之则尊卑易位,等杀无章,家未有能齐,而国未有能治者。故曰:动容中礼而无德备矣,治定制礼而五道成矣。其推演经文,发挥畅达,而大旨归于谨小慎微,自敬德以纳民于轨物,《解义》之敷陈虽出于众手,而推衍详明,阐释本于旧稿,于经国之方颇有训戒。有内府刊本。


春秋左传属事

春秋左传属事的书籍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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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卷。傅逊(生卒年不详)撰。傅逊字士凯,太仓(今属江苏省)人,明代经学家。少从师于文学家归有光,科举失意,晚年以岁贡授建昌训导。傅氏着述,除此外,还有《左传注解辨误》。此书之作,发端于其友王执礼,而由傅逊续成。其体例则仿袁枢纪事本末体,改编年为属事,分国纪事。有周、伯、鲁、晋、齐、宋、卫、郑、秦、楚、吴楚、楚吴、越诸国,目下又有子目。如周之下子目有:“桓王伐郑”、“子克、子颓、子带之乱”、“王臣之争”、“定灵昏齐”、“刘康公败茅戎”、“景王让晋”、“王臣丧亡”、“子朝之乱”、“王朝交鲁”九条。子目之内容则按年编次《左传》之纪事。每年后多有评议,兼发义理与训诂,于杜注每多商榷。如其《凡例》称,“杜于晋朝元皇后丧,议太子应既葬除服,故凡传中丧制皆曲为强解以信其说。先儒谓其巧饰经传以附人情,今注中悉为厘正,”傅氏尚撰有《左传注解辨误》,专门驳正杜预注解,然大抵臆说者多,其中有价值之部分,则被顾炎武收入其《左传杜解补正》一书入中。此书成于万历十三年(1585),现存万历十三年日殖斋自刻、十七年重修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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