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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分享
春秋集解
在线阅读：https://www.wenshuoge.com/book/6014/
三十卷。吕本中(1084－1145)撰。吕本中字居仁，原名吕大中，宋代着名诗人、理学家。吕本中北宋末官至祠部员外郎，南宋初赐进士，累迁中书舍人，兼侍讲，权直学士院，学者称之“东莱先生”。吕本中以诗擅名，其诗颇得黄庭坚、陈师道句法，诗家多称之“吕紫微”、“东莱”之号稍隐。吕氏着述颇多，除此书外，还有《童蒙训》、《师友渊源录》、《东莱诗集》、《紫微诗话》、《江西诗派宗社图》等书。此书乃自三传而下，集诸儒解经之说而为之。其所集诸儒，主要是陆淳、刘知几、孙复、孙觉、刘敞、苏辙、程颐、襄陵许氏、胡瑗数家。此书虽全无吕氏议论，但采择较精。朱熹曾说：“吕居仁《春秋》亦甚明白，正如某《诗传》相似。此书旧刻题曰吕祖谦撰，误，《四库提要辨之甚详。然吕本中传林之奇，而林之奇则吕祖谦之师，二人亦有渊源。现存有康熙《通志常经解》本，乾隆本。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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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卷。王掞、张廷玉等奉敕撰。康熙三十八年(1699)，礼部尚书王掞、礼部右侍郎张廷玉等奉敕撰《春秋传说汇纂》，至康熙六十年始成。康熙《御序》云：“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事书，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又云：“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叛于传者勿录。”此盖全书之宗旨。其所谓“舛于经者”，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此书之驳胡传，不遗余力，揆其原因，除胡传本身多臆测之说外，更主要在于胡传强调“尊王攘夷”，尤其强调“攘夷”之说。而其“攘夷”之论则多有感于当时金人对南宋之压迫而发。清为金人之后，故于此特别敏感。此外，因《公羊》有“革命”思想，故删削最多。所谓“集说”，则是引汉唐至明诸儒之说，计所引一百三十五家。而其引录之原则，亦针对胡传，即凡为胡传所弃者多录之，凡攻驳胡传者多录之。其书体例，先以大字标举经文，次以小字胪列《左》、《公》、《穀》、《胡》四传之文，最后为《集说》。首卷上篇为《纲领》，集诸儒之论为三部分：一论《春秋》经传源流；二论《春秋》大旨，经传义例；三论传注之失及读《春秋》之法。下篇有《王朝世表》、《列国年表》、《王朝列国世次》、《王朝列国兴废说》、《列国爵姓》、《列国地图》、《王朝地名》、《列国地名》，计八篇。其中《列国年表》尤为重要。《年表》仿《史记》年表之体例，内容则大抵抄自《春秋大全·二十国年表》，只是排列次序不同，是按尊王宗鲁及“周之宗盟先同姓”之原则排列。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浙江书局本。
人生问题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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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著。载1919年1月《新潮》月刊第1卷第1号。中心是宣扬实用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认为实用主义的观点是“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文章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生观,认为传统人生观念的核心是“遗传的伦理主义”,“他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这是“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做裁制人生的一切标准”。反映了作者当时主张批判封建伦理,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
三传折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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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卷。张尚瑗(生卒不详)撰。张尚瑗字宏蘧，又字损持，吴江(今属江苏)人，清代经学家。康熙二十七年进士，官兴国知县。张尚瑗曾师从朱鹤龄，治《春秋》经传之学。朱氏曾作《读左日钞》，张氏仿其师作《三传随笔》，积累日久，卷帙逐伙，乃重新编纂而成此书。“折诸”之名是取扬雄“群言淆乱折诸圣”之语。此书计《左传》三十卷，《公羊》、《穀梁》各七卷，可知其用力于《左传》尤勤。其《自序》谓：“读古人书当出己裁，而经学必以传疏为依据”，又云：扬雄“又曰：‘众言淆乱折诸圣’。欧阳氏谓：‘经简而直，传新而奇，学者乐闻而易惑’。愚以为乐闻新奇然后可以折诸简直，其新奇也，盖其所以为简直也。”此盖为其书之大旨。其书卷首两篇为通论性质，有先生评说、郊禘考、五岳考、涂山会诸侯考、左丘明时代考、五霸辨、四凶议、论左传书、成周地形、鲁地形、楚地形、宋卫地形、陈蔡曹地形、郑地形、吴越地形，总论列国地形、河、江、关、春秋列国论、春秋列国党仇分合、姬姓之国、鲁异诸国、王室之卑、晋楚更霸、秦晋姻雠、陈蔡亡于楚、齐争国始末、宋卫叛臣、季氏专鲁、三家纂晋、赤狄白狄、三传经文互异、三传立例互异、类事类语、地名同、地名与国名同、名谥同、名姓世表、人名同、同姓名录诸篇，大多为张氏所撰，间亦有采前人所论着者，此为其书之精华所在，其书之特点是取材宏富，但其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亦失之芜杂。此书成于康熙五十一年，现存乾隆刻本，另清敬足斋刻其中《穀梁折诸》六卷。
三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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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清吴鼐撰。此书为研究《春秋》历法所作。《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汉晋诸儒皆以为周正，至唐刘知几《史通》始提出用夏正之说。宋代大儒程颐因《论语》载有孔子“行夏之时”一语，遂提出“夏时”说，胡安国《春秋传》本其说而发挥之，提出“夏时冠周月”之说，由此引起一场纷争。元李廉着《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着《春王正月考》，驳斥胡安国说。吴鼐此书取李廉、张以宁之说，节其繁冗，并增加清代诸儒所论，补其未备，以驳斥胡安国、蔡德晋“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传》“王周正月”之旨。其书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于民俗”一条，引陈廷敬、吕祖谦、蔡德晋、顾炎武诸儒之说，于先秦诸书所纪年月差异之处，一一详加分析，以明《春秋》之用周正。其书卷首有《改时改月图》；卷一有《造历之初建子》、《唐虞建寅》、《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三代改时之证》、《三代改月之证》、《冬不可为春辨》、《商周分至不系时》、《三正通于民俗》、《秦正建亥》诸条；卷二则专驳赵汸、程颐、胡安国、蔡德晋、陈傅良、程端学、吴楠之说，重点驳胡氏之说。现存《经学丛书》本、励守谦家藏本。
春秋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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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孙觉据《左氏》、《公羊》、《榖梁》及历代诸儒所说之长,解《春秋》之义的著作。今本13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15卷不符。清纪昀等认为:王应麟在《玉海》 中所载《春秋学纂》13卷,“注曰: 其说以《榖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分庄公为上下云云,与今本一一相合,然则《春秋学纂》即《春秋经解》之别名” (《四库全书总目》) 。《春秋经解》力主抑霸尊王,认为: “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共赋之职不问,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乱礼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 (《春秋经解·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周麟之云: “莘老 (孙觉字) 发明圣人之奥,举 《三传》以断得失,反复折中,著为通论” (《春秋经解·后跋》) 。邵辑说: “凡先儒之是者从之,非者折衷之,义例一定,凡目昭然,诚后学之指南也” (《春秋经解原序》) 。有《四库全书》本。
日讲春秋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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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雍正七年才命张廷玉、方苞详细校订。乾隆御制序文时又“反复循览，于胡氏穿凿之说旷若发蒙，笔削之旨阐明者亦过半焉。”可知此书之攻驳胡传之说当在张、方“校订”之时。而其攻驳之重点，则在于胡传因激于时弊而托《春秋》大义生发的讽时讥世，尊王攘夷之论，代之以尊尊卑卑、君君臣臣之价值体系。其书之体例是，于经下先列《左传》、《公羊》、《穀梁》之文，再附以讲解。卷首为《总说》，有纲领、通论、经传源流、传注得失四篇，皆引诸儒之语要者。现存康熙六十年内府刻本。
左传杜解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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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顾炎武抉摘杜预《左传集解》缺误并加补正之书。3卷。以杜《解》时有缺失,贾逵、服虔之《註》,乐逊之《春秋序义》,又佚而不传,于是博稽载籍,作为此书。至于邵宝《左镌》等书,如有合者,亦皆采辑。“若室如悬磬,取诸《国语》; 肉谓之羹,取诸《尔雅》;车之有辅,取诸《吕览》; 田禄其子,取诸《楚辞》; 千亩原之在晋州,取诸郑康成; 祏为庙主,取诸《说文》; 石四为鼓,取诸王肃《家语注》; 祝其之为莱芜,取诸《水经注》” (《四库全书总目》) 。凡此之类,皆有根据。其他惟文求义,研究训诂,亦多得《左氏》之意。然炎武甚重杜《解》,又能弥缝其缺失,可谓扫除门户,是非持平。后惠栋著《左传补注》,“拾炎武之遗者尚多,其纠炎武之错者仅五六条耳”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 。有《四库全书》本。
叶氏春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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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卷。叶梦得撰。其平生着述颇多，除《春秋传》外，还着有《春秋考》、《春秋谳》、《春秋指要总例》、《石林春秋》、《石林居士建康集》、《石林词》、《避暑录话》、《石林燕语》、《石林诗话》。叶梦得认为，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尽废三传以从经，苏辙《春秋集解》力主《左氏》而轻《公羊》、《穀梁》，皆不免有失偏颇。故此书参考三传以求经，不得于事则考于义，不得于义则考于事，相互发明。他评三传得失说：“《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义未必当，以不知传故也。”因而他要斟酌三家，以求史实与大义之契合。如隐五年《经》：“春，公矢鱼于棠”。《公羊》、《穀梁》作“观鱼”。《公羊》以远观为讥，《穀梁》以亲卑者之事为非正，而《左传》则训矢为陈，以陈鱼而观之为非礼。杜预《集解》亦云“书陈鱼以示非礼”。而孔颖达《五义》则调和三传之说，认为陈鱼是“谓使捕鱼之人陈设取鱼之备，观其取鱼以为戏乐。”叶氏认为，“矢”字当从《左传》，且云“矢，射也。古者天子、诸侯将祭，必亲射牲，因而获禽亦以共祭。春，献鱼之节也。公将以盘游，盖托射以祭焉，以公为荒矣。于是公子驱谏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非其矢也。”’叶氏经文虽从《左传》，但解释则创新说，而其详于考证而少空谈。重视训诂和史实，正是叶氏治学之特点。此书于宋宁宗开禧中与《春秋考》、《春秋谳》一道，由梦得之孙叶筠刻于南剑州，此本今仍存，此外还有康熙《通志堂经解》本。
御纂春秋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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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卷。傅恒等奉敕撰。乾隆二十三年(1758)，傅恒、来保、刘统勋、汪由敦等奉敕撰《春秋直解》，当年而成。以鲁十二公为十二卷，其中庄、僖、襄公篇帙较繁，各折一子卷，共十五卷。此书只列经文，不列传文，大旨在发明孔子本义，铲除种种迂曲之说，故名为“直解”。其卷首乾隆《御序》称此书“以《汇纂》为指南，意在息诸说之纷歧以翼传，融传之异同以尊经，庶几辞简而事明”。又有乾隆四十三年《御制书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事》，旨在阐发《春秋》尊王、大一统之义，显然为其政治之需要。其书解释《春秋》经文，行文较为简明，无烦琐考证，亦无宏篇大论。如隐公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解云：“逐其弟也。凡杀子弟目君，以目郑伯，知其为弟也。称兵争国则不书弟与公子，以不称弟，知其争国也。胜而去之曰克，亲而兵之可伤矣。于鄢，远也。已奔鄢又克之，甚之也。”其解虽杂采三传及先儒之说而折衷之，然简明扼要，颇便御览。现存内府刻本、外省覆本。
箴膏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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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汉郑玄撰。东汉时期，今古文经斗争激烈，着名今文经学家何休有感于贾逵张大属古文经的《左传》学，于是着《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既捍卫《公羊》学，亦攻击《左传》与《穀梁》学。郑玄曾师事古文经学家马融，然其学虽以古文经学为根本，却兼容今文经学。因此，他既不容忍何休对《左传》的攻击，亦不赞同何休对《穀梁》的批评，遂针对何氏之书而作《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史称何休见郑玄之书后曾感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郑玄遍注群经而未及《春秋》经传，据《世说新语》云，郑玄曾注《春秋传》，但未完成。因知服虔所注多与己同，乃以己注赠与服虔。此说可靠性难以断定，然郑氏之《春秋》学亦赖此三书而流传。此三书原与何休所着别行，盖唐时合而为一，逐条先列何休曰，再列郑玄之反驳。此三书宋时散佚。王应麟从诸书中辑出《箴膏肓》二十余条，《起废疾》四十余条，《发墨守》四条，合编为一书，即今《四库全书》所据之本，然已不及原书十之一二。《箴膏肓》专驳何氏攻驳《左氏》之论。如“曹太子来朝，宾之以上卿，礼也。何休曰：‘《左氏》以人子安处父位，非哀世救世之宜，于义《左氏》为短。’箴曰：‘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罢病，孰当理其政、预正事也?”由于何氏并未把《左传》看成是记载史实之书，而是当作《公》、《穀》一类的解经之作，故有此诘难。然从郑氏之“箴”，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郑氏与何氏并没有区别，此书其它诸条，亦可证明这点。清儒刘逢禄学主《公羊》，不满郑玄之攻驳何氏，撰《箴膏肓评》以申何难郑，或评郑氏之伪，或评郑氏之诬、或评郑氏之非典礼，藉此以申《公羊》家言。郑氏此书，清儒王复、袁钧、孔广森、黄爽等都曾重新辑佚。现存《汉魏丛书》本、《艺海珠尘》本、孙氏问经堂本。
春秋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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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卷。纲领一卷。张洽撰。张洽字元德，清江(今属江西)人，宋代着名经学家。张洽曾在朱熹门下研习六经传注，皆能究其指归。嘉定进士，历任袁州司理参军、知永新县、池州通判，皆有善政，官至着作佐郎。除此书外，张洽还着有《春秋集传》、《春秋历代郡县地理沿革表》，皆佚。宋理宗知张洽家居着书，于是命临江军守臣以礼延访，张洽因此而升任知宝章阁。张洽《进书状》称：“于汉唐以来诸儒之议论莫不考核研究，取其足以发明圣人之意者，附会于每事之左，名曰《春秋集传》，又因此书之粗备，复仿先师文公《语》、《孟》之书，会其精意，诠次其说，以为《集注》。”可见此书是仿朱熹《四书集注》体例，旨在汇集诸家之说而斟酌发明。然通观其书，集解者多而发明者少。张洽为朱熹高足，其说亦多从朱子。如胡安国创“夏时冠周月”说，认为《春秋》经中如“春二月”、“夏五月”之记时，“春”“夏”为夏正，“二月”、“五月”为周正，朱熹曾反对此说，张氏捍卫朱子之说，以“春”为建子之月，与《左传》“王周正月”义合。朱熹曾反对《春秋》一字褒贬说，认为“《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吴楚、贵王贱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又说：“若欲推求一字之间，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窃恐不是圣人之意。”又说：“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得知他肚子里事?”(《朱子五经语类》)张洽继承朱子之说，认为：“《春秋》一书，质实判断不得，除非起孔子出来说当时之事，与所以褒贬去取之意方得。”明初科举，经义宗法程朱，乃以胡安国《春秋传》与此书同列于学官，作为解释程朱之说的权威。至永乐年间钦定《五经大全》，胡广等抄袭汪克宽《春秋纂疏》而为《春秋大全》，其说专主《胡传》，成为科场程式，此书遂被废弃。现存宋宝璠三年临江郡庠刻本、元延璠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务滋堂刻本。
左传杜林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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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卷。明王道焜、赵如源合编。王道焜、赵如源皆明末人，生平不详。此书是合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与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二书而成。杜预《集解》己见前。林尧叟字唐翁，宋人，生平不详。杜氏《集解》号为精密，而林氏《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则专以笺释文句为主，使简洁深奥之旧注浅显易明，颇便一般初学者之读《左传》，故明末杭州书坊己取其书合杜注行之。此书首卷有杜预《春秋左传序》与《春秋提要》。《提要》与诸书之《纲领》相同，乃是辑诸家论《春秋》经传精要之语而录之。现存崇祯杭州刻本、明毛氏汲古阁刻本、天启问奇阁刻本、大文堂刻本、芥子园刻本。
诗传诗说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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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毛奇龄(1623—1716)撰。五卷。奇龄有《西河全集》已著录。针对当时盛传托名干子贡、申培之《诗传》、《诗说》而作。明嘉靖年间,鄞人丰坊作《鲁诗世学》一书,不为《毛诗》所束缚,自出新义,往往发旧注所不曾发。但因世人盲目崇拜圣人、名人,恐其说不为文人、学士所接受,乃托言己家世传鲁诗秘本两种,一为子贡《诗传》,一为申培《诗说》,均载于所撰《世学》中。其后郭子章将二书析出单刻、诡称得黄佐所藏秘阁石本。明代学者见书中所言颇近情理,误信为真,其书遂大行于世。奇龄察其托古人之名以传己说,乃博引古籍以证明其作伪。其意在辨明依托,并非以其说为谬。有《西河合集》本。
诗传通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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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卷。元刘瑾(生卒年不详)撰。刘瑾字公瑾,安福(今属江西吉安)人。博通经史,隐居不仕,除 《诗传通释》外,有 《律吕成书》行世。《诗传通释》以朱熹《诗集传》为蓝本,搜集前人之说对其进行再阐释,若有所感,则用“愚按”标出,以示区别。该书跟辅广《诗童子问》一样,都是《诗集传》的普及本,但侧重点不同。《诗童子问》循文演义,重在词义和名物的训释,而该书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有更多的历史与典故的考订,视野更为广阔。刘瑾继承朱熹说诗传统,着重对文本的吟咏与研究,对诗旨的把握往往超越前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誉之:“研究义理,究有渊源。议论亦颇笃实于诗人。美刺之旨,尚有所发明,未可轻废。”是符合该书的实际的。不足之处是囿于《诗集传》,以致于将错就错,委曲回护。在史实和礼制的考订方面也出现许多纰漏,受到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的批评。该书有一定的影响,明胡广《诗集传大全》多所承袭。版本有《诗经通释》二十卷纲领一卷外纲领一卷,《刘氏日新书堂》刊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文渊阁 《四库全书》影印本。
诗传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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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卷,元梁益著。书前有至正四年(1344),太平路总管府推官滨州翟思忠作的序,故朱睦㮮《授经图》误认为此书为翟思忠著。朱彝尊《经义考》已辨其误。因其书体例仿杜文瑛《语孟旁通》,故以《旁通》名题。朱熹《诗集传》详作《诗》之意,而略于名物训诂,此书则于朱熹所引故实,一一引据出处,并辨析源委;朱熹书所未言者,又补充说明。如论五緎、五总,引陆佃之说;论三单,引郑玄笺“羡卒”,孔颖达疏“副丁”一类。并对朱熹的一些说法提出不同意见,如论《大雅》“民文攸塈”与“顷筐塈之”的塈字之音,就指出朱熹注音与《礼部韵》不合等。今存《四库全书》。
诗传名物集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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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卷。清陈大章撰。陈大章,“章”一作“璋”,字仲夔,号雨山,黄冈(今湖北黄冈)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以母老乞归,遂杜门读书。工诗文,精名物训诂。《诗传名物集览》凡三易其稿乃成。初一百卷,后摘其要为十二卷,刊入《湖北丛书》中。凡鸟二卷、兽二卷、虫豸一卷、鳞介一卷、草四卷、木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毛诗》自陆玑以下,诠释名物者毋虑数十家,此书成之最后,故于诸家之说采辑尤夥……其征引既众,可资博览,虽精核不足,而繁富有余,固未始非读《诗》者多识之一助也。”是书以朱传为宗,次及经传训故、诸史百家,即裨官小说,亦所不遗,间附以己意。征引故实,颇近类书,然核其大致,可取者多矣,固宜略其芜杂,采其精英焉。书前有查初白(慎行)、其甥丘(良骥)二序。有《湖北丛书》本。
春秋左氏传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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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清沈彤撰。此书专以订正杜注孔疏以及赵汸、顾炎武诸人补正杜注所出现之错误。如襄公二十五年《传》：“赋车兵徒兵”，杜注云：“年兵甲士”，孔疏云：“知非兵器者，上云数甲兵，下云甲楯之数，故知此兵谓人也。”沈氏以为此处兵应指兵器，并引刘炫之说以驳孔疏“谓兵器则嫌上下重叠”之说。又顾炎武谓“执兵者称兵自秦始，三代以上无之，凡杜之以士卒解兵者皆非。”沈氏引隐公五年《传》“诸侯之师败郑徒兵”，襄公元年《传》“败其徒兵于淆上”，以驳顾说，认为“此等应谷据文意为断”。沈氏精于三礼之学，因有大量篇幅辨析古代礼制及名物典章。此书采用了不少惠栋搜集之资料，其论证方式则重在罗列文献证据，其不同于前人之处，多从文献之排比互证中获得，以小学考辨处较少。此书之成就亦远不及惠栋《左传补注》。现存《果堂集》本，阮刻《经解》本。
春秋左传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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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此书亦其所辑《九经要义》之一。其体例亦同于诸经要义，乃节录先儒注疏之文，每条之前，各为标题，而系以先后序第。魏了翁《李明复春秋集义序》云：“余尝览诸儒之传，至本朝先正，谓此为经世之大法，传心之要典，余惧益深，乃裒萃以附于经，尚虑观书未广，择理未精，故未敢轻出。李君乃先得我心而为是书。”此书对前人《左传》注疏中日月名氏之曲说烦重琐屑者，多刊除不录，而于名物制度，则削繁举要，使之本末灿然。宋儒之治《春秋》，多弃三传，而治《左传》，则多废杜氏之注与孔氏之疏。而此书之释经义，则尊杜非服而驳刘炫，俨然杜氏之忠臣。其训诂亦重考证，决非空言释经之徒可比。如其释“口”，则引《说文》及《左传》昭七年所引《正考父鼎铭》以证孔疏之说；释“豭”则引《尔雅》等等。原书六十卷，后散佚，至明代已只存三十卷。现存有宋刻本。
春秋左氏传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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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卷。元赵汸撰。赵汸尊其师黄泽之说，《春秋》以《左传》为主，注则宗杜预。《左传》有所不及者，以《公》、《穀》二传通之；杜所不及者，以陈傅良《左传章旨》通之。此书即是采陈傅良之说以补杜氏《集解》之未及。赵氏认为，杜预偏于《左传》，陈傅良则偏于《穀梁》，如果用陈氏之长以补杜氏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传》之非，则双方皆可得笔削义例。触类旁通，传注得失、辨释悉当。不但有补于杜注，有功于《左传》，即孔子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见。其《自序》云：“《左氏》于二百四十二年事变略具始终，而赴告之情，策书之体亦一二有见焉，则其事与文庶乎有考矣。其失在不知以笔削见义。《公羊》、《穀梁》以书不书发人，不可谓无所受者，然不知其文则史也。夫得其事究其文而义有不通者有之，未有不得其事不究其文而能通其义者。故三传得失虽殊，而学《春秋》者必自《左传》始。”赵汸因其师黄泽《春秋》有鲁史书法，有圣人书法，必先考史法而后圣人之法可求，若基本原脉络，则尽在《左传》”之教，乃取《左传注》诸书读之，“数年然后知鲁史旧章犹赖《左氏》存其梗概。……又十余年，又知三传而后，说《春秋》惟杜元凯、陈君举为有据依。”此书与其《集传》，在宋元皆为用力较勤之作。现存元至正二十年刻、明弘治六年重修本、明初刻本、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玉玲珑阁丛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