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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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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孙星衍辑。嘉庆二十一年(1816)成 书。全书分类编次，共十四篇，十七卷。篇名为劝学、孝 本、五性、六艺、主德、臣术、交道、论人、论政、博物、事 谱、杂事、遗谶、寓言。均采自百家、传记之书所载孔子 微言大义而成。如两书所载有异，则并录之，另一条则 低一字以为别。宋人薛据曾于《春秋繁露》、《韩诗外传》 及《尚书大传》等书中摘录孔子之言，积成一帙，题曰 《孔子集语》。孙星衍即据薛书而推广之，编成本书，故 仍题《孔子集语》。其自纪云：“尝见宋明人格言，世多辑 录刊刻者，先圣遗训，岂可任其放失。所列篇目，皆儒者 立身行政之要义，不敢杂以墨家释氏之旨也。”又宋人 杨简编有《孔子逸语》，皆不若本书详赅。有平津馆孙氏 自刻本及《二十二子》本。
鹖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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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据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说《鹖冠子》一书内容广博，思想宏富。在《天则篇》、《王铁篇》中，阐述的是黄老思想;在 《学问篇》、《度万篇》中，说得是道、法两家之见;在《赵武灵王》、《世兵》等篇目中，是关于兵家的言论。此外，该书还具有浓厚的阴阳五行学思想，这在《泰灵篇》辨水火，《天权篇》“绝道之纪，乱天之文，干音之谓违物之情，天之不纲，其咎躁凶” 中得到反映。《四库全书》将其列入杂家类是很恰当的。关于《鹖冠子》一书的真伪及成书年代，自汉以后，就争论不休。北朝的刘勰、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陆佃，明代的宋濂、胡应麟、清代的俞樾、颐煊、孙诒让等人都提出了独到见解。清人姚际恒在 《古今伪书考》中，断定为伪书。近年来，随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代文物的出土，有人据以考证，认为，《鹖冠子》源出秦汉而确保其一部分古论。当然，这些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关于《鹖冠子》的篇数，自 《隋书·经籍志》以下皆作三卷，韩愈记十六篇，陆佃注本为十九篇。其主要版本有：聚珍板本，别六子全书本，绵眇阁本，子汇本，明朱养纯刊本，明刊十行本，闽覆聚珍本，明弘治丙辰杨一清本，明四子本，盛意园藏明刊本二卷，源出宋本，十行十九字。恽薇孙家见明活字本三卷，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注大字低一格，板心有碧云或弘治年或活字本三字，乾隆题诗一首，馆臣有跋。明天启刊本，九子本，《十子全书》本，《诸子汇函》本，《子书百种》本，瓶花斋本，《四部丛刊》 本、《四库全书》本等。
尹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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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二篇，战国时名家著作，尹文撰。《汉书·艺文志》著录于名家：“《尹文子》一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该书至汉末时已“多脱误”，魏黄初时，仲长氏重作编排条次，定为上下两篇。《隋志》、《旧唐志》记为二卷，《新唐志》著录为一卷。今本分“大道上”、“大道下”两篇，或即魏仲长氏条次整理后的本子。其篇次割移，杂窜入汉以后文字，非《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原书。但书之基本内容仍与尹文思想相符，尚可作为研究尹文的资料。也有不少学者认为今本《尹文子》为伪托，“非但为后人伪撰，即仲长统之序，亦后人所依托”(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或曰“即汉末形名说流行时所伪托之书”(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亦有认为“精论甚多，其为先秦古籍，毫无可疑”(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该书上篇专论形名。提出名依形而立，名之作用在“正形”，正形必先“正名”，而正名则需对名“察”“检”。他就名与形的关系提出“三科”“四呈”分类法。主张通过正名定分，各得其所。并分析了名实不一的几种形式。下篇则论刑名法术，颇强调以名法治国。其书主体为倡导名家之说，但其所持思想甚杂，“书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陈治道，欲自处于虚静。而万事万物，则一一综核其实。故其言出入于黄老申韩之间”(《四库全书总目》)。现存有明万历本，《道藏》本、守山阁本、《四库全书》本等。
子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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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汪晫编著。一卷。成书于庆元(1195—1200)至嘉泰(1201—1204)间。传说子思承孔子门人曾子之学而撰有《中庸》，其言行则散见于其他诸书，未能搜罗荟集而独刊行于世。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载有《子思子》七卷，即为子思言行汇编。汪晫未见其本，故别搜集而作此书。凡九篇，析为内、外。内篇为《天命》、《鸢鱼》、《诚明》;外篇为《无忧》、《胡母豹》、《丧服》、《鲁缪公》、《任贤》、《过齐》等，合为一卷。此书或采《中庸》，别立名目，如《天命第一》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诚明第三》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皆与原书文同。其书颇多疏误。如《孔丛子》一书，朱熹已反覆辨其系伪作，而汪晫采之独多。又往往窜乱原文。若《孔丛子》原作：“子上杂所习请于子思”，注曰：“杂者，诸子百家，故下文子思答曰：杂说不存焉。”而此书则改为：“子上请所习于子思”，与子思答义全不相贯。《孔丛子》原作：“仲尼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教究理不以疑。”此书录之，而“圣”字下多一“区”字， “疑”字上多一“物”字。诸如此类颇多。然此书采摭广博，考订亦不乏精当之处，与《大学》、《中庸》互为表里，对研究子思思想及其师承源流亦颇有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曾思二子全书》收录。
孔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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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故事集。 秦孔鲋(约前264—前208)著。六卷。鲋字子鱼，一名甲。孔子后代，居魏国，魏相子顺之子。承继家学，博通经史。秦并六国，奉诏赴朝廷，官拜少傅。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建议焚书。鲋既惧祖宗遗典灭亡无求，又怕坑儒惨刑，遂携弟子襄，潜居故里，将家中《论语》、《尚书》、《孝经》等书，深藏宅院壁中。然后隐于蒿山， 召弟子百人，亲授其书。陈胜起义，鲋出山为博士，从军反秦。晚年因目疾辞官。鲋闲居故里，搜辑自孔子以来五位先祖言行，成此编。汉时，孔子九世孙太常孔减以所著赋与诗合为一卷，称《连丛子》附其后。全书三万九千余字，二十一篇，有《嘉言》、《论书》、《记义》、《刑论》、《记问》、《杂训》等。主要记载孔子、子思、子上、子高、子顺言行事迹。因系孔氏后人追述先祖，故事真情切，生动感人。某些篇章，含有一定进步思想因素，客观上暴露贵族统治者的贪婪与残忍。写作上采取正面叙述人物言行与侧面评论相结合方法，既突出人物性格，展示人物精神风貌，又显示出很高艺术性。孔子形象尤为具体鲜明，不仅有圣人之表，而且有圣人之德。有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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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类著作。亦称《扬子法言》西汉扬雄撰。十三卷。《汉书·扬雄传赞》云：雄“好古而乐道，其志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法言》摹拟《论语》，分为《学行》、《吾子》、《修身》、《问道》、《问神》等十三目，书末有《法言序》。全书内容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中心。认为“说天者莫辨乎《易》，说事者莫辨乎《书》，说体者莫辨乎《礼》，说志者莫辨乎《诗》，说理者莫辨乎《春秋》”(《法言·寡见》)。主张“书非经，非书也;言非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法言·问神》)。提出“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排斥)仁义，绝灭礼学，吾无取焉耳”(《法言·问道》)。该书通行本有晋李轨注和北宋司马光集注本二种。《四库全书》收录。
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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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桓谭著。《后汉书·桓谭传》载：“谭著 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共十六题，分别 是：《本造》、《王霸》、《求辅》、《言体》、《见征》、《谴非》、 《启寤》、《祛蔽》、《正经》、《识通》、《离事》、《道赋》、《辨 惑》、《述策》、《闵文》、《琴道》。《琴道》一篇由班固续成。 书中反对谶纬迷信，指出“灾异变怪者，天下所有，无世 而不然”，只有通过人事努力才能使“咎殃消亡而祸转 为福”。反对长生不死的迷信，认为“生之有长，长之有 老，老之有死，若四时之代谢矣”，是人的愿望所无法改 变的。特别突出的地方是阐述了形神关系，指出：“精神 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 空”。书中也有天文学和宇宙论方面的内容。王充认为 《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 不证定”(《论衡·超奇》)。原书已佚。清严可均《全后汉 文》有较详辑本。但严辑本多有附会，近人又从《事类 赋》、《艺文类聚》中辑出部分遗文，与严本校勘出版。
潜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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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王符著。《后汉书·王符传》：“和、安(东汉和帝、安帝)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30余篇，以讥当时得失。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潜夫论》。”全书共10卷，36篇。其中《本训》提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宇宙生成论，因其将“道”、“器”并列，又有二元论倾向。《卜列》、《巫列》等篇批判了世俗迷信思想。其他大多篇章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的政论文章。从政治、经济到军事边防、风俗教化的各种弊端进行了广泛的评析。政治上继承先秦“民本”思想，强调“天以民为心”(《本政》)，“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认为“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述赦》)，应爱惜日力民时，使“民安静而力有余”(《爱日》)。书中伦理思想丰富，主要见于《论荣》、《考绩》、《思贤》、《慎微》、《爱日》、《交际》、《明忠》、《德化》等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潜夫论》“洞悉政体似《易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本》，注本有清汪继培的《潜夫论笺》。收入《诸子集成》、《百子全书》。
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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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文中子》。为隋末名儒王通子福郊、福畤仿《论语》体例，集通生前言论，以问答形式整理而成。今有宋阮逸注十卷本。分《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十篇。其哲学思想确认天、地、人为“三才”，“天者统元气焉”，“地者统元形焉”，“人者统元识焉”，但又相信“天神”、“地祇”的存在。认为治乱、穷达、凶吉都有命，“君子畏之”，又认为吉凶祸福，惟人自召，在人自取。矛盾之处很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明王道”，抨击现实社会暴政，依据孟子仁政学说，提出要统治者“遗身”(即至公无私)、“推诚”，盼望重建王道政治。主张儒、佛、道三教归一，但以儒家为主。并希望恢复分封制和井田制。王通在《中说》中提出的思想是宋代理学的先声。后人因其中所记王通门人多隋唐间大臣，年龄与事实不符，或疑其为伪作，虽不尽然，但其中有夸饰之词，则为事实。中统 元世祖年号(1260—1264)。凡五年。
樵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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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甲申冬，我师甘泉先生既主南雍教事，?习振颓，率德约礼，一月而大纲陈，三月而众务举。于是开讲院以授及门之徒，辟观光馆以处四方来学之士。谆诲之余，首出《大科训规》，次出《知新明论》，次出《二礼训测》，次乃出《樵语》焉。盖先生教人，循循善诱，而《樵语》者，寔先生设教西樵时，门人所录也。先生之学，启乎江门，契乎濂洛，而上溯乎洙泗，纯粹中正，备见诸所著，是编则其精要尔。诸生因相与刊之，以广先生之教云。
东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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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方以智的主要著作。1652年完成初稿，次年加以订正。全书正文二十六篇(含一篇附文)，加《东西均开章》和《东西均记》，凡二十八篇。原仅存抄本，由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整理出版，并附有方以智《象环寤记》一篇。书中反映了方氏哲学上由气本论向心本论的转变，充分发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思想，接受了佛教虚无、相对主义理论。伦理学上坚持人性本善，指出人性之善是“无善无恶”的至善。认为“有先天之善、恶，有后天之善、恶;有未生前之善、恶，有已生后之善、恶”(《颠倒》)。强调善恶的标准和区别都是相对的，不可截然分析，“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公符》)，恶是善的补充和作用。绝对的善则超越这种善恶对待，“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反因》)，只有使对待之善恶相因相泯，才能在对善恶的超越中求得绝对至善。“无善无恶乃至善也，有善可为，即兼恶德矣”(《颠倒》)，表现出明显的善恶相对主义倾向。主性善情恶，以善在恶中论证性在情中，理在欲中，“性善，情恶，无意为之则善，有意为之则恶”(《公符》)。把心性区分为公心、独心，公性、独性。公心是“先天之心寓于独心者也”，“公性则无始之性”。倡导“各安生理”，提出“自食其力”的道德原则，认为维持生命之食是道德的基本点，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生活资料，才符合道德的起码要求。(《食力》)在生死观上，主张“不虚生，不浪死”(《无如何》)，要求人们无心于生死，“生死自生死，可出可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生死格》)。但并不否定封建纲常伦理，对传统名教叛逆者李贽大加贬抑，指斥他是“官不称意”，于是“颠倒其说以快意，一切不顾”，“遂为坏名教、乱天下之渠魁”(《名教》)。反映了方以智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道德立场。
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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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称《刘子新论》、《新论》等。初见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著录并题为刘勰撰。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北齐刘昼、孔昭撰，唐袁孝政注。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但《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提要》等多认为是刘昼所撰。十卷五十五篇。“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评论儒家，说他们“顺阴阳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艺，留情于五常，厚葬文服，重乐有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尊教其道。然而薄者流广文繁，难可穷究也”(《九流》)。以为九流之中，儒与道是最重要的两派。提倡诵读儒家经书，说“不游六艺，不知智之源”(《崇学》)。主张遵循儒家礼教和道德规范，提出治世之人“宜以礼教为先”(《九流》)，说“忠孝仁义，德之顺也;悖傲无礼，德之逆也”(《思顺》)，指出统治者必须“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宽宥刑罚，以全人命，省彻徭役，以休民力”(《爱民》)，欲以儒家学说弥补道家思想之不足。有《文津阁》本等。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刘子集校》。
尚书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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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学著作。唐代颁行的《五经正义》之一，二十卷。孔颖达等撰。唐贞观年间，“新定五经”颂布后，太宗又命撰《五经义疏》。由孔颖达领衔，王德韶、李子云等执笔，撰《尚书义疏》。该书以梅赜所献伪《孔传古文尚书》(《舜典》篇用姚方兴所献本)为底本，甄录南北朝以来各家旧有疏注，尤其是刘焯、刘炫的旧疏，“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尚书正义序》)，加以综合发挥而成。初稿撰成后，几经讨论修改，马嘉运驳正其失，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增损其辞，直到高宗永徽四年，始定稿刊行，定名为《尚书正义》。从此，《尚书》各种异文版本以及各家学说不再流行。由于该书抛弃和排斥马融、郑玄、王肃等注本，而肯定伪《孔传古文尚书》，不仅使人们对《尚书》真正版本的面目认识模糊，而且常常使自身的解说陷入矛盾之中，不能自圆。然而，此书保留了汉以来经学界研究《尚书》的一些成果，特别是使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得以流传下来，应该是一大功绩。有《十三经注疏》本。
毛诗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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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孔疏”。诗文注。唐孔颖达撰。四十卷。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历任国子博士、司业及祭酒。贞观十六年(642)奉唐太宗诏命与诸儒共撰《五经正义》，颖达为主编。此为其中之一种。原出王德韶、齐威等人之手，而颖达总其成。其书乃是对《毛传》及《郑笺》的疏解。“笺”曰注，“正义”曰疏，合称《毛诗注疏》。“其书以列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四库全书总目》)盖以吸取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之成果，更以皇家组织编书队伍，披览宏富， 自能有所发现。如对《史记》孔子删诗说之质疑，则不拘于成说。训诂、注疏均持慎重态度，以“疏不破注”为原则。故亦难于超越《毛传》、《郑笺》范围，缺乏批判精神，而疏解亦尝流于烦琐。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周礼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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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经典注疏。四十二卷。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宋人合刻附唐陆德明音义。玄有《周易注》注已著录。公彦洺州永年(今属河北省)人，永徽中官至太学博士。事迹具《旧唐书·儒学传》。《周礼》又名《周官》叙六官之事。西汉不传，东汉有郑众、贾逵(二人从杜子春学礼)、郑兴、马融诸家注说。郑玄融汇众说，集成《周礼注》，简明扼要，使之大行。郑玄肯定此书为周公所作。贾疏在北周沈重《周礼义疏》基础上，集魏晋六朝诸家之说，阐释郑注，于礼乐军赋诸方面引证详赡，说理透彻，为后世所肯定。《四库全书总目》引《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又云“元(玄)于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然纬书不尽可据，亦非尽不可据，在审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窜易古书也。又好改经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日当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连篇累牍，动辄错简，则亦不必苛责于元(玄)矣。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按、郑、贾两人为汉唐著名礼学大师，此为早期带有总结性的礼学著作。为研究古制礼俗之重要参考书。此书“隋志”作十二卷，贾疏文繁析为五十卷，新旧唐志并同，今本作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可参考一九七二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一书。一九八五年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有此书复印本。
仪礼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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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玄与公彦有《周礼注疏》已著录。此书为记载周至战国时期儒家传习礼仪的最早著作。自西汉高堂生所传《士礼》今文本，数传而有大戴(戴德)本、小戴(戴圣)本及刘向《别录》本。郑注兼取今文本及古文本十七篇(出自孔子壁之《仪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今文经大体相同)，“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从古文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其所以不采大、小戴本，因为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用之，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四库全书总目》)，贾公彦据郑注而又依齐黄庆、隋李孟悊之疏而益之，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误殊甚，顾炎武《日知录》及阮元校勘记曾指出多处，可供读时参考。此编十七卷次第为士冠礼第一，士昏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聘礼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礼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此目排列顺序先人事，后鬼神，较之二戴本为合理。自“丧服第十一”以下都属丧葬祭祀的仪礼，且繁文缛节，不胜其扰。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礼记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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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所用《礼记》为《小戴记》，四十九篇。《隋书·经籍志》谓《小戴记》四十六篇，后马融增《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才有四十九篇，前人已辨其为误说。东汉时，郑玄据《小戴记》为之作注，元延祐中科试定《礼记》用郑玄注。郑玄之后，亦有多人注解。唐初存皇侃、熊安生二家。贞观中，孔颖达等奉诏著《五经正义》，作《礼记正义》就以皇侃本为据，以熊安生本补其所未备，但《礼记正义序》谓：“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愈而去愈远矣。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征稍繁广，又既违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两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疏务申郑玄之注，未免有附会之说。其书本为七十卷，后清钦定为六十三卷本，阮元校刻因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甚高：“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矣，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也。”今存《十三经注疏》。
春秋左传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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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注。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六十卷。丘明，鲁国太史。杜预(222—284)西晋政治家，儒学家。字元凯，京兆杜陵(今西安东南)人，历任尚书郎、相府参军等职，著有《左传集解》等。《左氏春秋》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班固注作者“左丘明，鲁太史”。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左丘明。后人争议颇多，《四库全书总目》定为左丘明作，概亦有战国时人附益。左氏鲁史用夏历，按鲁君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世次第记事。取材于诸国史籍、简册、旧文，所记各国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及其人物均翔实而生动。原春秋经文与左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杜氏专修左传，认为前儒大抵转相祖述，未尽通左氏学，尝杂引《公羊》、《榖梁》以释传，且自乱体系，于是杜氏合经传于一编，“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采刘歆、贾逵、许淑、颍客诸说之长以解经传、排斥服虔等人旧说，条分缕析，剖析精微，使《左传》旨义畅达。故孔疏采杜预注，认为《左传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孔颖达《序》)“然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刘炫曾驳杜解，凡所驳正，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故传与注疏均谓有大功于《春秋》也，(四库全书总目》)后世尊为文史名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
春秋公羊传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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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学著作。又名《公羊注疏》。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陆德明音义。二十八卷。何休注本名《春秋公羊解诂》。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今山东曲阜)人。官至谏议大夫。东汉经学家，精研今文诸经，撰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文谥例》等，均佚。此书费时十七载。何休认为孔子修《春秋》有所谓“三科九旨”、“五始六辅”等“义例”。因持“义例”以释《公羊传》，系统阐发《春秋》之“微言大义”。较《左传》杜预注、《榖梁》范宁注为详。但说义理多过于深僻，遂至迂远甚或妄诞。训名物典制亦未可足信。但其说常成为后世今文经学家议政的主要依据。徐彦，生平不详，约生活于中、晚唐之际。其疏或采前人旧说，或征经稽传，或用日、月之例等以解何休之注及经文，皆有所发明。但牵合附会、鄙陋谬误者不少。行文多喜自设问答，文繁语复。此书音义部分，取自陆德明《经典释文》，以注音为主，时或释义与校正文字。有《四库全书》本、《十三经注疏》本等。
春秋谷梁传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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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书。旧题谷梁赤传，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20卷。《谷梁传》初为谷梁赤传述，后由传其学者录为书。其传重在释《春秋》义例。传义之精，为公羊所弗及。魏晋以来，注《谷梁传》有尹更始、唐固、孔演等10家。自范宁作《集解》后，诸解皆废。范宁注本因兼载门生、故吏、子弟之说，各记其姓名，故称《集解》。宁注矜慎，较何休《公羊解诂》严密。至杨士勋疏，与徐彦疏《公羊》不相上下。《公羊传》与《春秋》经初亦单行，以传附经，疑在范宁作《集解》时。今有《十三经注疏》本传世。
